说到咱们这宗祠文化，那可是源远流长。山西的朱熹在宋朝提了个“四龛祠堂”的概念，就是把高祖、曾祖、祖父和父亲四代的牌位放在一起，这一来，祠堂就从皇宫大院里跑到了寻常百姓家。山西洪洞的大槐树就是不少姓氏的“老家”，北方的宗祠文化根子都扎在这儿。可是，到了现在，你看电视剧《白鹿原》里头那句“一炷香，叩首拜”，唱得再好，真去北方溜达一圈，大祠堂往往也就没几家。这事儿就怪了，“天子专有”的老规矩，怎么在华夏中心往南挪了以后，反而在南方生根发芽了呢？其实答案就藏在三次大迁徙里头。 第一次大迁徙就是打仗给逼的。北方战乱多，大家伙儿为了活命只好把庙里的木头拆了当柴烧，香火也就断了。再加上古代南方的地好种水稻，一年两熟甚至三熟，家里头有点余钱就修祠堂请先生，北方的人还在为了吃饱饭发愁呢。后来北方人又往南边跑，跟原住民抢地盘，聚在一起住成了抱团取暖的好办法。所以土楼和祠堂才会在南方突然多起来。 选址上也有讲究。古人特别信风水，非得找个背山面水的宝地盖祠堂。南方地方大随便找个开阔地修个广场戏台就行，北方因为怕挨打都盖得跟碉堡似的高墙厚围。但不管南北差异多大，里头的核心规矩都一样，先祭祖再休息睡觉的顺序不能乱。大门外的石狮、屋里的水缸还有四代神主的长桌都是有讲究的暗语。南方的人更爱显摆，一村一个祠堂全靠墙上的楹联来分高下。 清朝以后的祠堂就更亲民了。祭祖、开会吃饭甚至执行家法全在一个地儿办。谁家办红白喜事都得来这儿报个到；孩子满月也得把祖先请出来见个面。祠堂成了村里的“行政中心”，比村委还管得宽。 现在好多老祠堂成了文保单位或者躲在村口的小广场后头。红纸照样贴在柱子上报添丁；香灰和故乡土也跟着打工的年轻人带走了。那句“树发千枝根共本”的楹联还在风里响呢。这就提醒咱们：不管走到哪儿，根都在那座并不起眼的乌瓦祠堂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