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中国出版的二玄社《明清书法丛刊》，专门给江兆申编的P48-53页位置留了篇幅，讲述了刘熊、侯獲、潘文勤等清代大家的故事。苏州博物馆的“贵潘”大展之所以轰动一时，多亏了潘氏浩如烟海的藏品分批亮相。西泠拍卖现场展出的这批信札，详细记录了伯寅、侯獲这些人当年的来往。其中有一份Lot1026，装着赵之谦写给潘祖荫的五十七通书信，总共六十一页，潘祖荫回了十一通四十一页，加上袁守谦旧藏并跋，总共六十八通一百零二页。信里有“说心堂”和“龙自然室”等印鉴。 同治三年（1864），赵之谦第一次为潘祖荫刻印——“吴潘祖荫章”。十年后第三次上京赶考时，潘祖荫的室号、别号和藏书印章几乎全被他包揽了。晚清印坛讲究门户之见，赵之谦主张“印外求印”，结果无心当宗师却成了宗师中的宗师，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身上都能看到他的影子。 对于印石的选择，赵之谦直言不讳：昌化石韧而懦，篆刻还是用青田石好。他告诉潘祖荫：鸡血、田黄这些名贵石只适合有钱的八旗老爷今天刻了明天磨掉。面对难得的拓本买不起时，老赵自有“穷办法”——双钩！把字形一丝不差地勾出来也是极好的学习资料。后来拍卖市场上出现赵之谦双钩的《刘熊碑》拍出八百多万高价。 赵之谦替潘祖荫跑腿买书访书时，两人合拟了一副藏书对联：“列架轴三万，斯堂卷五千”。他还给老潘刻了“分廛百宋，迻架千元”两方印章。为了考证铭文，赵之谦借来大号显微镜逐字比对风蚀拓本。 左宗棠把大盂鼎送给潘祖荫当救命恩谢礼后，潘立刻刻了“伯寅宝藏第一”请赵之谦考证铭文。哪怕一个字不合文义，都要来回勘误。 赵之谦44岁那年为潘祖荫刻“金石录十卷人家”，南下江西赴任后便封刀。十年后再操刀只为刻一方“赐兰堂”——“不刻印已十年,目昏手硬”。这方章成了他生平绝唱。两年后县令赵之谦病逝途中；六年后的同一天工部尚书潘祖荫积劳成疾而逝。后人总结：赵之谦平生刻印皆为知己师友，没有商品和应酬之作；读他如读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