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持续升温；智能终端作为连接用户与数字世界的关键载体，正从“应用叠加”走向“系统级智能”。随着大模型能力端侧与云端加速融合，手机助手、智能体等形态逐渐成为主要交互入口和服务分发枢纽，产业竞争也从单一硬件比拼，扩展为对数据、模型、算力、生态与标准的综合较量。屈庆超委员指出，我国大模型手机创新已进入全球第一梯队，但仍处在决定下一代入口归属、技术路线与规则标准的关键阶段，必须抓住窗口期，更提升智能终端的系统竞争力。 原因：一是技术迭代快、路线多，端侧推理、模型压缩、异构计算、系统级调度等关键环节对协同提出更高要求，单一主体难以独立完成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化落地的全链条突破。二是智能终端产业链长、参与方多，覆盖芯片、操作系统、应用生态、网络与安全等环节，缺少稳定的协作机制与通用接口，容易造成重复投入和标准碎片化。三是新技术、新业态不断出现，对监管的适配性与响应速度提出更高要求；规则滞后或过度收紧，可能抬高创新成本，影响产品迭代与规模化应用。 影响：屈庆超认为，大模型手机助手不仅影响终端产品竞争力，也将改变信息服务入口格局与产业组织方式。一上，谁能率先形成“软硬一体、端云协同、生态联动”的成熟方案，谁就更有机会全球市场获得用户黏性和品牌优势；另一上，围绕数据安全、内容治理、个人信息保护与算法透明度等议题，技术标准与治理框架将同步演进，先行探索有助于产业出海与国际合作获得更大空间。对国内而言，智能终端升级还将带动上游芯片、传感器、操作系统以及下游应用服务的结构性增长，推动“智能产业化”和“产业智能化”相互促进，形成新的增长点。 对策：围绕如何巩固优势、放大窗口期红利，屈庆超提出三方面建议。 其一，以技术协同创新为核心，进一步强化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主体作用。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联合攻关与开放协作平台，围绕智能终端、手机助手、智能体等重点方向推进技术攻关与产品迭代，提高集成创新能力与工程化落地效率，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系统方案。同时，完善产业链协作机制，推动关键环节建立稳定供给与快速响应能力，提升供应链韧性。 其二，以产学研深度融合为支撑，夯实底层能力。高校与科研机构应发挥基础研究优势，聚焦底层算法、核心算力、模型评测以及可信与安全等基础领域，推动关键共性技术突破，并通过联合实验室、成果转化平台和应用场景共建，加快从论文到产品、从原型到规模化部署的转化效率。面向产业需求，完善人才培养与学科交叉机制，为终端智能化升级提供持续的人才与技术供给。 其三，以包容审慎的制度安排为保障，在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之间保持平衡。针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新技术、新业态，坚持“包容审慎敏捷”的监管原则，推动规则随技术演进动态调整，减少不必要的制度性成本，破除隐性壁垒，做到既“放得活”也“管得住”。同时，围绕数据合规、安全评测、风险分级、责任边界等完善配套措施，为企业提供更可预期、可操作的合规路径，推动产业在规范轨道上健康发展。 前景：业内普遍认为，随着端侧算力提升、模型轻量化技术成熟以及多模态能力增强，手机助手将从“功能型工具”走向“任务型智能体”，带来交互方式、应用形态与商业模式的显著变化。屈庆超强调，未来竞争的关键不只在单点技术领先，更在于能否形成可持续的创新体系与开放生态。在全球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若能以协同创新形成合力、以基础研究夯实底座、以制度供给稳定预期，我国智能终端产业有望在新一轮技术变革中把优势转化为胜势，并在国际标准与产业生态构建中赢得更大主动权。
智能终端产业的竞争，本质上是国家科技实力的综合较量。在外部环境加速变化的背景下，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并重，构建产学研用协同体系，才能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胜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这既需要市场主体持续投入与快速迭代，也需要政策制定在鼓励创新与有效治理之间把握好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