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爱人同志”四个字把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看着大先生和许广平那断断续续的书信，罗大佑的歌声总忍不住从脑海里冒出来。其实这世界上到处都是情书，只是那些话不一定是说给爱人听的。亚里士多德不是说过人是政治动物吗？哪怕在古希腊，个人也没法脱离时代和秩序。更别提这动荡的民国了，政治的风吹到哪里，谁都躲不开。所以《两地书》的故事啊，与其说是情书，不如说是在那个政治的年代里，人们为了对抗现实而保留的最后一丝慰藉。1925年，外面风雨如晦，大先生收到了一封来信。那是个叫许广平的姑娘写来的，开头就说“苦闷之果最难尝”。当时的苦闷可不是儿女情长那么简单，“五四以后的青年是很可悲观痛哭的了”，这才是真相。信还没捂热乎，女师大风波和五卅惨案就接踵而至了。女学生们气得质问“可诅咒的环境”，而大先生也没含糊：“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我要反抗。”44岁的他和27岁的许广平差了17岁。想想吧，大先生在她这个年纪的时候，写了篇《摩罗诗力说》，大赞拜伦、雪莱、普希金和密茨凯维奇那些疯诗人。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啊，就被这种摩罗诗力推着往前走，像火一样燃烧着，要做“唯一的光”。对他来说斗争就是使命，渐渐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他在旧式婚姻里自我献祭，一个人对抗全世界那种感觉确实孤独，但也让他觉得自己很完整。 可终于有一天他们相遇了。大先生当时正看着《过客》里那种充满悲凉和虚无的眼神发呆呢。黄昏里他走啊走，像极了等待戈多的样子。别人递给他包扎伤口的纱布他都不要了，“没法感激”。这是一种自我欺骗还是怀疑呢？谁能想到呢？他也忘了还有很多年轻人也在战斗吧？许广平就是个例子。这位年轻的“害群之马”把在坟茔间行走的痛苦写成文字向他倾诉。就这样他们开始通信了。 慢慢的书信里有了玩笑、生活的琐碎，“火与剑”的世界里有了屋顶的谜题。如果没有这种安慰的话，过客还是过客大先生还是大先生，但肯定会更绝望失落。不知不觉间那个孤绝的人身边多了个愤愤不平的“小鬼”。他们互相安慰，互相依靠。爱人同志让人在斗争的世界里有了温暖的感觉。 他们很少提爱也没什么海誓山盟但能感觉到彼此的存在。大先生说以前一想到爱就会惭愧现在看清了内幕才知道自己可以爱。他开始假装浪漫发誓目不斜视甚至睹物思人。他成了细嗅蔷薇的猛虎而许广平也不再只有刺了：“我昨夜睡得很好……今天仍在做生活是织小毛绒背心快成功了。”这时候他们的完整性终于可以完全显现出来了有些东西必须去恨有些值得去爱这不完美但我们一起经历过。 那个革命时代能彼此信任是多么可贵的礼物没有羁绊没有拖累爱中也是自由的你在我就用生命回答你不在我也有我的完整这或许也是革命本身的目的吧：每个人都尊重他人作为人的真实这成了许广平一次次的叮嘱也成了大先生的遗言：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