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所谓的“天涯海角”就在路边，离这儿也就二三十步。海确实有，就挨着岩石，不过那“角”确实没啥影子。说起“天涯”，我能理解以前古人用这俩字取名的心思，可现在呢，人都能把天给翻个个儿了，这公路还是环岛的干线，一直通到那大，路上看得到盐场、铁矿这些东西。这哪儿还能叫“天涯”？最让我吃惊的是，这个“海角”居然有那么大块奇形怪状的石头。我们看到两座大石头靠在一起，风一吹浪一打，石面都磨得挺光滑。石头缝能钻个人过去，地上铺着细沙。几步开外，碧水轻轻拍打着岩根。那会儿我们开玩笑说，可惜咱们都老了，不然非得在这石缝里坐下聊半天天。 但看到这些怪石头，我就想起苏东坡写的那首《儋耳山》。诗里说：“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遗！”苏东坡在这儿寄托了多少感慨啊！哪怕是五十年前，只要读过这诗的人，心里肯定都不好受。 我翻了翻《道光琼州府志》，在“谪宦”那一栏里发现了个事儿：最早贬来这儿的是唐代的人，一共十个；宋代的也是十个。“流寓”那一栏里也有记录，隋朝一个，唐代十二个，宋代也是十二个。明朝更夸张，贬的和来投亲的加起来有二十二个。这些人不都是被扔在道旁的“补天遗”么？ 苏东坡写这首诗的时候肯定没想到，他以后还会有好几个反对和议、非要跟金人干仗的大臣被贬到这儿来受苦。这几个人里有大名鼎鼎的李纲、赵鼎和胡铨。他们在宋南渡的时候本来想“补天”，结果却被赶到了这“地陷东南”的地方当石头。 一千多年后再读苏东坡的诗，谁心里不感慨？经营海南这块地方是从汉朝开始的。我不敢瞎吹汉朝有多厉害，不过就算汉朝那会儿只是把这个“大地有泉皆化酒，长林无树不摇钱”的好地方当成采珍珠的场子，也没把它变成流放罪人的地方。 大概是从唐朝开始皇帝看上了这块地儿；到了宋朝就更变本加厉了。宋太宗贬卢多逊到崖州时下的诏书里有句话：“特宽尽室之诛，止用投荒之典。”意思就是把人送到海南去比满门抄斩还轻一等。你看他们把这儿当成了什么样的“险恶军州”！ 只有等到人民掌握政权之后，海南岛才算是换了副模样。我去兴隆农场参观的时候又想起了历史上的海南和苏东坡那首诗。兴隆农场是华侨办的大农场。如果要把整个农场转一圈坐上车得转个一两天。以前这儿没见过的热带作物现在都来了这儿安家落户。 就像这里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祖辈父辈以前跑到南洋去打工受欺负；现在他们回到祖国的南海大岛上，再也不是路边的石头了，而是真正的补天才子！ 我们的车开在一边是白浪滔天的大海、一边是万顷稻田的公路上。这时候正是农历岁底啊！北中国的农民这会儿该是在准备屠苏酒了吧？就在暖屋里算收成，盘算着明年怎么打粮食仗呢？不光是北中国，长江两岸的农民也刚结束一场硬仗。 可你看这里的海南却不一样：一马平川的大田里新秧才露尖尖角。这真是个稀罕事。公路两边还长着一丛丛的小草连着不断。这些草矮矮的挤在一块儿，开着绒球一样的小白花。 我忽然想到明朝正统年间王佐写的那首五古《鸭脚粟》。我问跟来的白光同志：“这些就是鸭脚粟么？”“不是。”她回答。“这叫飞机草。刚不久前路旁才有鸭脚粟呢。”飞机草？听起来真新鲜！后来才知道飞机草到处都有，能当肥料用。我又问鸭脚粟现在用来做什么。“喂牲畜呗。”她说，“不过现在还有比它更好的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