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营销通信“越界”扰民，群众获得感受影响。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电话与短信作为低成本、触达快的传播方式，被广泛用于产品推广、客户回访等活动。
但一些机构为追求转化率，采取高频外呼、批量群发、变换号码规避拦截等方式，导致推销电话“夜间来电”、营销短信“连续轰炸”、境外可疑来信“诱导点击”等现象时有发生。
第三方研究数据显示，绝大多数手机用户都曾遭遇不同程度的骚扰，其中部分用户面临频繁骚扰，正常生活和工作节奏被打乱，甚至可能引发财产安全风险。
原因——利益驱动叠加技术门槛，治理处在“可管与难管”之间。
营销扰民问题长期难解，根源在于多重矛盾交织：其一，营销活动本身具有一定合法性，企业开展推广、回访等属于经营行为的一部分；其二，电信运营商作为通信通道提供方，通常不对通信内容进行直接查看或逐条甄别，治理边界需要依法把握；其三，骚扰手法不断演变，短时间高频拨打、“响一声”试探式呼叫、利用不同签名或通道发送短信等行为，使传统依赖终端软件的“被动拦截”难以持续有效；其四，用户也面临“两难”：既希望减少打扰，又担心误拦重要电话、漏接紧急通知。
这些因素共同造成治理复杂度上升。
影响——不仅是“烦”，更关乎通信秩序与社会治理成本。
扰民营销看似是生活小事，实则影响面广。
一方面，持续骚扰降低公众对通信渠道的信任度，扰乱正常通信秩序；另一方面，部分信息与欺诈风险交织，可能成为诈骗链条的前置环节，增加群众识别成本；同时，大量投诉和申诉也抬升治理成本，形成运营商、监管部门、企业和用户之间的“拉扯”。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通信环境是否清朗，直接关系到数字经济的发展质量与公众对数字化服务的安全感。
对策——以用户意愿为核心，推动“人防—技防—智防”梯度升级。
针对上述问题，电信运营商近年来将治理思路从单一拦截转向体系化建设，突出“选择权交给用户、能力前移到网络、管理闭环可追责”。
一是突出用户自主管理，降低“误伤”风险。
运营商通过灵活的业务配置平台，支持用户设置黑白名单、拦截条件等，让用户按需定制策略，实现“按需防护”。
相关服务在不同运营商体系内以“天翼防骚扰”“来电来信免打扰”等形式落地，强调可配置、可调整，兼顾“防得住”和“接得上”。
二是从个人延伸到家庭，强化对重点人群的保护。
随着智能终端使用差异扩大，“一老一小”更容易受到高频外呼或诱导信息影响。
部分运营商推出家庭共享类防护功能，支持一人设置、多人共享，意在以更低门槛守护家庭通信安宁。
三是将防护能力从终端前移至网络侧，以规模化能力实现源头拦截。
相较依赖下载安装、权限配置的终端软件，云端防护更具普惠性。
运营商基于网络侧分析能力，可对异常呼叫模式进行识别，如短时高频外呼、“响一声”等特征，并在网络侧进行拦截处置，减少骚扰触达用户的概率。
相关服务强调“零门槛开通”，通过短信、公众号等渠道即可启用基础防护，降低使用成本。
四是探索智能化处置，缓解“怕骚扰”与“怕漏接”的矛盾。
通过代接电话、内容转写等方式，智能代接提供更柔性的解决方案：既能降低骚扰对用户的即时干扰，也为用户保留必要信息线索，便于事后判断是否需要回拨或处理。
五是完善制度化治理，推动“管得稳、追得清”。
治理不仅靠技术拦截，还需要机制闭环。
运营商通过客户台账、实名登记、签名核验、风险识别、精准拦截以及事后追责等环节，形成“事前防范、事中拦截、事后追责”的管理链条，对违规行为强化惩戒。
相关数据显示，针对行业短信等重点领域，已有运营商对歧义签名开展集中清理，以提高源头准入质量和可追溯性。
前景——从行业发力走向社会共治，以协同治理提升长期成效。
业内普遍认为，骚扰治理是一项长期工程，单靠某一方难以根治。
下一阶段，治理重点将更多体现在协同上：一是与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形成联动，推动规则统一、执法衔接和线索共享；二是与平台、企业端加强合规约束，推动营销触达回归合法、合理、适度；三是与反诈工作形成同频共振，将高风险通信行为的识别、拦截、处置纳入更大治理框架。
值得关注的是，骚扰治理也是全球通信领域面临的共性难题，需要在保护用户权益与维护正常商业通信之间不断校准边界。
随着云端能力升级、智能化应用成熟以及制度体系完善，治理效果有望从“阶段性压降”迈向“常态化稳定”。
通信安宁是数字时代的基本需求，也是衡量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护，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治理，我国在营销扰民治理上的探索为全球提供了有益借鉴。
随着技术迭代和制度完善，一个清朗、有序的通信空间正在形成，这不仅是运营商的职责所在，更是数字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