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基层纠纷“案情不复杂、情绪很复杂” 山区基层法庭，常见纠纷多集中在劳务报酬、邻里关系、婚姻家事、土地坟地等领域。案件的法律关系往往不难厘清，但背后牵连生计压力、乡土人情和观念差异。一些案件即便裁判结果清楚，仍可能出现履行难、对抗强、积怨深等情况；处置稍有不当，容易由“个案纠纷”演变为“群体情绪”，影响基层秩序，也影响群众对公平正义的直观感受。赵保玉在罗山县灵山法庭的办案经历表明，基层司法既要严格依法，也要回应群众对实质化解矛盾的期待。 原因——利益压力、情感牵引与基层治理资源不均衡交织 一是生计压力让纠纷更易尖锐。以欠薪案件为例，务工收入常是家庭主要来源，一旦被拖欠，矛盾很快升级。二是情感与传统观念叠加，容易放大对立。军属权益、坟地迁移等争议，表面是财产侵权，深层却关乎尊崇、孝道与心理认同，单纯裁判未必能解开“心结”。三是部分地区当事人的法律意识、规则意识存在差异，再加上执行能力和协同资源有限，仍有“判得下、落不实”的风险。四是基层治理主体日益多元，纠纷化解涉及多个环节，仅靠法庭难以覆盖全链条，需要与司法所、村组组织及行业部门形成联动。 影响——从“纸面正义”走向“可感可触的正义” 灵山法庭在多起纠纷办理中形成的共识是：群众评价司法，不只看裁判文书是否规范，更看权益能否兑现、关系能否修复、生活能否恢复秩序。 赵保玉办理的一起欠薪纠纷中，四名农民工因近两年工资被拖欠起诉。原告情绪激动，被告又确有经营困难。若简单判决，后续执行压力很可能成为新的矛盾触点。办案团队通过释法明理、分头沟通、引导换位思考，促成双方达成可履行的和解，并在回访中确认款项到位，说明了“把兑现放在前面”的办案取向。 在另一起军属坟前树木损毁纠纷中，当事人诉求不仅是赔偿，更是对尊崇与情感的回应。法庭主动对接司法所、人武部门、村干部及德高望重的村民共同参与调解，搭建“多方同场”的信任基础。在充分尊重军属感受的同时，也考虑被告年老困难的现实，最终促成和解，显示出基层司法通过协同提升解纷效率与执行支撑。 在一起因迷信观念引发的坟地迁移纠纷中，侵权责任认定并不复杂，但长期积怨与观念冲突使调解多次受阻。法庭通过多轮沟通，分层化解误解与对抗，强调依法止争与修复关系并重，引导当事人回到理性协商轨道。该案折射出基层矛盾常常“根在观念、结在情绪”，也提示法治推进需要与移风易俗、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同步发力。 对策——遵循底线思维，强化联动机制，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到，基层法官推进实质解纷，需要在“依法裁判”与“综合治理”之间形成闭环： 一是守牢法律底线。清晰界定权利义务，防止把调解变成“和稀泥”，确保裁判原则性与公正性。 二是突出可履行性导向。对涉及生计的案件，调解方案要与履行能力、期限和保障措施相匹配，减少“协议签了、问题没解决”的反复。 三是用好基层组织与专业力量。对情感性强、群体性风险高的纠纷，及时引入司法所、村组组织、行业部门等共同参与，形成合力，增强调解公信力与执行支撑。 四是倡导“对话式”工作方法。以倾听与尊重缓解对立，围绕真实诉求寻找最大公约数，推动当事人从“争输赢”转向“解症结”。 五是强化回访与释明。把案后跟进纳入办理流程，以跟踪促履行、以普法促预防，减少同类纠纷增量。 前景——以诉源治理牵引基层法治与治理现代化同频共振 当前，基层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加速变化，新型纠纷不断出现，对司法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面向未来，基层法庭在完善多元解纷机制、提升纠纷预防能力、推动法治融入乡村治理上仍有较大空间。一方面，应继续把“调解优先、调判结合、诉源治理”落到细处，把矛盾化解端口前移；另一方面，要在数字化辅助、司法公开、执行协同等持续补短板，让群众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获得公正结果。同时，青年法官队伍的成长尤为关键，需要在一线历练中形成既精通法律、又善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以专业与担当回应基层治理的现实考题。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基层法官既是法律的执行者，也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赵保玉的实践表明，当法槌带来的不仅是程序推进，更能把法律理性与人情关怀有效衔接时，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才会真正落地。扎根一线的司法实践，正在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