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权益保障与现实落差仍存 2026年3月6日——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永康市阳光爱心义工协会名誉会长黄美媚调研基础上提出建议，聚焦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等群体在就业保障上面临的突出矛盾。她表示，一些司机反映平台抽成比例偏高、计算规则不够明晰，收入与劳动强度不匹配；同时，司机接单、等候、取消、申诉等环节存在大量“隐性劳动”，但在权益核算与保障安排中往往难以被完整体现。更受关注的是，部分劳动者未能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养老、医疗等基本保障存在缺口。 原因——平台用工形态复杂与责任边界不清交织 业内人士指出，新就业形态兼具灵活性与组织性，既满足了多样化出行需求，也吸纳了大量就业。此外，平台经济以算法调度、数据管理为主要特征，劳动过程被数字化拆解，劳动者的工作强度、服务质量与收入分配高度依赖平台规则。在实践中，一些平台以“合作”“撮合”等方式弱化用工责任，劳动关系认定、社保缴费责任及标准界定不够清晰，导致“谁来缴、按什么缴、缴到哪里”等问题在基层执行层面容易出现推诿与落空。此外，部分地方虽然陆续完善网约车管理制度，强调平台应根据实际工作情况与司机依法签订合同或协议、推动社保落实，但在执行环节仍面临取证难、监管穿透难、跨平台流动就业难等现实挑战。 影响——保障缺位加剧职业不确定性与行业摩擦 受访司机普遍期待的并非“高回报”，而是稳定、可预期的制度性保障。若社保长期缺位，劳动者在疾病、工伤、养老各上的风险将更多由个人承担，进而放大收入波动带来的不安全感；抽成不透明、规则变动频繁也易引发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摩擦，影响行业稳定运行。更深层看，出行服务与民生紧密涉及的，劳动者权益保障不足不仅会削弱职业吸引力，也可能影响服务供给的连续性与质量，增加社会治理成本。 对策——以数据为抓手推动规则落地、让“看得见的劳动”得到确认 黄美媚认为，平台依托大数据与算法管理，客观上能够精准记录劳动时长、接单量、服务里程、线时段等关键指标，这些数据理应成为厘清责任、落实保障的依据。她建议从三上发力：一是加快完善与新就业形态相适配的劳动保障制度，细化劳动关系、用工责任与权益清单，增强可操作性与可执行性；二是推动平台抽成比例、计价规则、奖惩机制等上提高透明度，建立必要的公示、告知与申诉纠错机制，减少“算法黑箱”引发的纠纷；三是强化监管与执法协同，督促平台依法履责，对以变相方式规避社保缴纳、规避劳动责任的行为依法依规处置，并探索利用平台数据开展穿透式核查，提高监管效率。 同时，多位业内专家建议，面向灵活就业特征，可更完善多渠道参保与转移接续机制，降低参保门槛与制度摩擦；对劳动者“跨城、跨平台”流动较强的现实，可探索更加便捷的登记、缴费与权益累计方式，增强制度的可达性与覆盖面。 前景——从“经验治理”走向“数据治理”，构建更稳固的劳动保障底座 随着平台经济持续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仍将保持较大体量。受访人士认为，下一阶段治理重点在于把“有规定”转化为“能执行、可核验、可追责”：以数据为证据链，明确平台责任边界，完善劳动者权益确认与救济路径，才能在保障灵活就业活力的同时，筑牢基本民生底线。可以预期，随着制度细化、监管方式升级以及社会保险覆盖面扩大，网约车等行业有望在更规范的轨道上实现良性竞争，劳动者获得感也将随之提升。
平衡经济发展与劳动者权益保护是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议题。黄美媚的建议既反映了劳动者诉求，也为完善劳动保障体系提供了可行思路。面对新业态挑战，需要以创新方式解决问题，让技术进步真正造福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