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基层矛盾多发与警务任务叠加，考验前端治理能力 乡镇地区，邻里纠纷、土地边界、房屋渗漏、赡养问题等矛盾往往特点是“小事频发、情绪易激、反复拉扯”——一旦处置不当——极易演变为治安案件甚至刑事案件；同时，随着社会流动性增强，重点人员走访、外来人员核查、场所安全检查、校园医院周边秩序维护等任务持续增加，派出所工作更强调“早发现、快处置、能闭环”。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把风险隐患化解在基层、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是基层民警必须回答的现实课题。 原因——转型压力与群众需求并存，推动从“事后处置”走向“源头预防” 张建军1962年出生，1980年入警，长期在基层一线工作。近年来，派出所警务模式加速向信息化、精细化、系统化转变，基础管控、数据录入、电子台账、网上流转成为日常必备。对一些年龄偏大的民警而言，技术门槛与工作强度叠加，容易出现“不会用、跟不上、怕遗漏”的焦虑。同时，群众对公平公正、及时高效、情理法兼顾的治理服务期待更高，单靠“出警—劝说—了结”的传统方式难以适应。面对变化，张建军选择迎难而上：不会用系统就向辅警和年轻同事请教，不会做表格就反复练习，把学习当作工作的一部分，努力缩小“能力差”，确保基础工作不断档。 影响——以脚步和耐心织密前端防线，让纠纷“软着陆” 在走访排查中，张建军弥补不会开车带来的不便，更多依靠步行和结对走访完成工作：重点人员见面随访、场所安全检查、民宿与加油站隐患排查、学校医院周边巡查等，尽可能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人熟、地熟、情况熟”，频繁走村入户不仅提升了信息掌握的准确度，也增强了群众对公安工作的信任度，为后续调解打下基础。 2020年2月，当地挂牌设立“老师傅调解室”，张建军成为固定参与调解的骨干力量之一。调解室突出“分类管理、责任到人、跟踪回访”，将矛盾纠纷按风险程度分级，用清晰的标识提示处置要求：哪些必须到场、哪些重点关注、哪些一般跟进，推动调解工作从“靠经验、凭记忆”转向“可记录、可复盘”。在具体案例中，他多次上门、必要时夜间蹲守，既讲政策法律，也讲邻里情理，力求让当事人把“气”消下去、把“结”解开。数据显示，两年间调解室累计化解纠纷200余起，实现纠纷就地化解、矛盾止于基层，表明了前端治理的现实效果。 对策——把经验转化为机制，让基层警务更可持续、更可复制 从该实践看，基层矛盾化解既需要制度化流程，也离不开群众工作本领。下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可从三上发力： 一是完善分级分类处置机制。对纠纷实行台账化管理和闭环流转，做到“受理有登记、调解有记录、回访有结果”，避免一调了之、反复反弹。 二是强化警民协同与多元共治。推动派出所与司法所、村（居）委会、网格员、志愿力量联动，形成信息互通、风险共研、纠纷共解的协作链条，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治理目标。 三是加大基层能力建设。持续开展信息化应用培训与岗位练兵，帮助一线人员把“互联网+警务”转化为提高效率、减少遗漏的工具；同时健全激励与保障机制，让愿意下沉、善做群众工作的民警更有获得感。 前景——以“预防为主、调解优先”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随着城镇化推进、人口流动加快、利益关系多元，基层矛盾的类型和复杂程度仍将增加。实践表明，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不只是技术升级，更是理念更新：把工作重心前移，把矛盾化解前置，把服务送到门口。张建军退休后将调解经验整理成册、继续参与社区事务，说明基层治理同样需要“传帮带”，让经验沉淀为方法、方法固化为机制。未来，若能在更多乡镇推广“调解室+分级管理+联动处置”的模式，并与数据平台、网格治理深度融合，有望更提升风险预警能力和纠纷化解效率，推动平安建设更加扎实可感。
从警42年，张建军用行动证明“把平凡做到极致就是非凡”；在智慧警务快速发展的今天，这位老民警的百分百调解成功率启示我们：科技无法替代干部与群众面对面的温度，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始终是人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