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汉陶马到青铜巨马:成都“马系”文物走红,折射文博传播新路径

一、文物重现,汉代蜀地马文化跃然眼前 成都,自古为西南重镇,历史积淀深厚,考古发现不断;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工作的持续推进,多处汉代墓葬相继被发掘,出土文物数量可观、类型丰富。其中,以马为题材的两件文物尤为引人注目,不仅因其造型独特,更因其背后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与文化内涵,引发学界与公众的持续关注。 其一,为成都双流区出土的东汉陶马。该文物出土于双流机场附近一处汉代砖室墓葬群,距今约1800年。据参与发掘工作的成都市双流区考古负责人介绍,墓葬群共有9座,发现陶马的墓室长约8米、宽约4米,规模在同期墓葬中属中上水平。陶马通体灰陶质地,长逾1米,出土时保存较为完整,头部与身体分置墓室不同位置。其造型最为特殊之处,在于颈部微侧、口部微张、舌尖外露,整体神态自然松弛,与汉代同类陶马普遍追求的威武端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其二,为青白江区出土的东汉青铜马。该文物现为青白江博物馆镇馆之宝,体高1.43米、体长1.2米、宽0.55米,重约25千克,由头、颈、前身、后身等九个独立铸件组合而成。整体造型雄健挺拔,双耳直立、双目圆凸、尾部高翘,气势威武,被认定为目前国内已知体量最大的东汉青铜马之一,充分表明了汉代蜀地青铜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准。 二、造型各异,折射汉代蜀地多元文化面貌 两件文物虽同属东汉时期,却在艺术风格上表现为截然不同的取向,该现象引发考古与历史研究人员的深入思考。 青白江青铜马体量宏大、工艺精湛,九件分铸后组合的制作方式,要求工匠具备极高的尺寸把控能力与冶铸技术,非官方或贵族阶层委托制作不可为。其威武造型与宏大体量,与汉代上层社会以马彰显身份、以马象征权威的礼制文化高度契合,是汉代蜀地政治经济实力的物质体现。 双流陶马则走向另一极端。考古人员分析,该陶马出土时伴有青铜摇钱树等随葬品,墓主人应属蜀郡中上阶层,并非普通平民。然而,这匹陶马的造型却摒弃了同期陶马惯常的庄重规整,转而呈现出一种生动自然、不拘一格的民间气息。研究人员认为,这或许正是工匠依据真实动物神态进行创作的结果,体现了汉代蜀地民间艺术中注重写实、崇尚自然的审美传统。 两件文物一庄一谐、一铜一陶,共同构成汉代成都社会文化的立体图景——既有礼制秩序的庄严,也有市井生活的温度。 三、出圈传播,文物活化利用迎来新机遇 值得关注的是,双流陶马近年来在网络平台上引发大量自发传播,其独特造型被众多网络用户视为极具亲和力的文化符号,有关话题讨论热度持续攀升。这一现象表明,文物的公众传播效果,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历史年代的久远或工艺水准的高低,造型的辨识度与情感共鸣同样是重要因素。 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角度审视,双流陶马的广泛传播,为文物活化利用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样本。如何在保护文物本体的前提下,借助现代传播手段拓展文物的社会影响力,使历史文化遗产真正走入公众视野、融入当代生活,是当前文博领域面临的重要课题。 目前,双流陶马由双流区文物管理部门妥善保管,青白江青铜马则长期在青白江博物馆展陈,两件文物均已成为当地文化旅游的重要资源,吸引众多文物爱好者与历史研究者专程前往参观。 四、背景延伸,成都考古成果持续丰富历史认知 成都地区的考古工作近年来成果丰硕。从三星堆遗址的持续发掘,到金沙遗址的深入研究,再到各区县汉代墓葬的陆续清理,一批批珍贵文物的出土,不断丰富着外界对古蜀文明的认知。马形文物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汉代蜀地社会经济状况的实物见证,也是研究当时手工业技术、丧葬礼俗与审美观念的重要材料。 考古专家指出,汉代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手工业高度发达,陶器与青铜器的制作均达到相当水准。此次引发关注的两件马形文物,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远比造型本身更为丰富。

从"呆萌"陶马到威武青铜马,这些东汉文物的走红不仅是网络现象,更是古今对话的体现。它们以独特方式跨越时空,提醒我们历史从未远离。如何让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活力,值得每位文化工作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