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行伊霍之事”常被视为权臣干预朝政的典型说法。但若追溯其本意，伊尹与霍光所代表的并非“以权压君”，而是一种鲜明的政治伦理分野。商朝开国重臣伊尹曾放逐太甲，后又迎其复位；西汉大司马霍光废黜昌邑王，改立宣帝。两人虽握有废立重权，却始终以“臣节”为底线。史书以伊尹“以鼎俎调羹”喻治国之理，称霍光“每出入禁闼二十余年未尝有过”，其共同点在于：在非常时刻动用非常之权，目的指向秩序修复与权力平稳交接，而非长期据有。
“伊霍”不是权势的代称，而是政治操守的试金石。辅政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一时掌权，而是能否守住边界、克制私心，并在时机成熟时归政还权。历史不乏借古人之名为自身辩护的人，真正稀缺的，是在风云激荡中仍把社稷置于私欲之前的行动者。以史为镜，辨其名与实、察其心与行，方能看清权力叙事背后的真实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