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6岁的马军因为成绩出众，提前参加了高考，高二都没读完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那时他第一次听到“给排水”这个专业，心里犯嘀咕：“这不会是掏下水道的活儿吧？”后来在新生见面会上，302大教室里坐着好几位大教授，像李圭白、周定、张自杰还有王宝贞这些老一辈学者全都来了。他们把“给排水”说成是守护城市良心的大工程，这一下子就让马军心里的疑惑解开了。 马军本科四年几乎泡在实验室里。哈工大老一辈“八百壮士”那种脚踏实地的治学作风给了他很大影响。像李圭白院士白天跑工地晚上写论文，周定教授把实验失败的数据都整理成厚厚的“错题本”。这种精神马军一直记在心里。本科毕业他没觉得学够，就又考回哈工大读研究生，后来还成为给排水专业的第一位博士生。 1982年，马军进了李圭白的实验室。导师跟他说做研究要把工程问题变成科学问题，先下工地再回实验室。这种循环往复的做法让他觉得很受用，硕士毕业后他直接留校读博。李圭白常带着学生去松花江畔指着冰面说：“你们要做的就是让这层冰不再藏毒。”这就把论文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 留校第一年，李圭白让马军先把教学关过了再谈科研。他听了半年课，刘鹤年讲流体力学的时候像钻进了方程里；庄重讲理论力学的板书像乐谱；何钟怡讲实验理论基础的时候信手拈来。马军把这些课都录下来一句句听，哪句语速快、哪句学生听不明白都记下来优化。把45分钟的课打磨成45次心跳。 这42年里，哈工大校园里最晚熄灯的肯定是环境学院的楼。半夜12点有人看见马军穿着白大褂慢慢关灯；凌晨两点还在改学生论文。他做阑尾炎手术第三天就让妻子把电脑塞在病号服口袋里躺在床上改了一篇8万字的博士论文。飞机刚落地哈尔滨他就直奔实验室去了。 马军觉得搞科研就像画圆一样：“圆规不动纸要转，数据不动人要跑。”失败就是圆上的缺口越多圆才越完美。他教学生要“抬头看天”查文献、“低头看地”做实验、“回头看人”想伦理。疫情期间他带着团队用绿菌消毒技术助力抗疫；线上课堂也做成了闭环：课前测、课中弹、课后评。 春去秋来他带出来的研究生博士后有一百多人。其中2人拿了全国优博奖、5人进了国家级人才计划；1人拿了《环境科学与技术》的摩根早期职业奖；1人捧回了美国环保局的早期职业奖。 今天哈工大迎来了新百年有人问他累不累？他笑着说：“这是我的终身职业学生是我的永久同事。”只要实验室的灯还亮着、课堂里还有心跳声他就继续站在讲台上把老一辈的精神传给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