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蒙古时代东亚秩序重塑的进程中，建文朝对朝鲜的外交实践长期未受到足够重视。最新披露的陆颙家族文献与《颐光集》景泰刻本显示，这位曾被永乐帝称为“诗书画三绝”的使臣，在建文元年（1399）至二年（1400）间先后承担颁赐《大统历》和采购战马两项任务，其行程与交涉细节折射出明廷对朝鲜战略定位的变化。
从陆颙两度出使朝鲜的具体任务与个人经历出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元明之际东亚交往的一次深层转向：私人往来并未消失，但逐渐被纳入更明确的国家目标与制度框架之中；历史的线索往往藏在“公与私”的交界处——既能呈现制度如何成形——也提醒后人——跨境交往的稳定延续离不开清晰规则、明确边界，以及对长期互信的持续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