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禁捕期“徒手捕捞”并非例外，生产性捕捞一律禁止 九段沙位于长江口，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典型的咸淡水交汇河口型新生湿地。青蟹等底栖甲壳动物广泛分布于潮间带光滩、芦苇群落和潮沟区域，其活动贯穿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是湿地生态链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近年来，随着长江十年禁渔制度全面实施，重点水域的捕捞管理持续从“管得住”向“管得细”推进。然而，仍有个别人员抱有侥幸心理，将“徒手抓蟹”视作不易发现、危害较小的行为，试图绕开监管，给生态保护带来隐患。 原因——逐利冲动叠加法治认知偏差，禁用渔具加剧破坏性 据披露，2024年5月至11月间，施某某明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处于禁捕期间，仍为牟取非法利益，先后组织许某某等人前往九段沙水域徒手捕捞青蟹，并按“四成、六成”方式分配收益。其间，施某某组织捕捞青蟹销售得款约14.3万元，其他参与人员分别获利不等。随后，该团伙行为深入升级：2024年11月前后，施某某组织人员使用三重刺网等工具非法捕捞并销售获利；12月初再度组织携带丝网等工具作业时被民警查获，现场扣押禁用渔具及渔获物88.3公斤，经评估价值7418.3元。 案件折射出两方面成因：一是部分人员将禁捕理解为“禁网不禁手”“禁船不禁滩”，忽视法律对“任何形式生产性捕捞”的明确禁止；二是逐利驱动下捕捞方式呈现工具化、组织化倾向，尤其是三重刺网网目密集、选择性差，易造成“大小通捕”，对渔业资源和生境结构破坏更为突出，被主管部门明令禁止，属于典型的高危非法捕捞方式。 影响——对生态链底座与湿地功能造成压力，亦冲击禁捕制度权威 河口湿地生态系统恢复具有长期性、脆弱性。青蟹等底栖动物不仅直接参与有机质分解、营养盐循环，还食物网中连接植物、藻类与鸟类、鱼类等高营养级生物。禁捕期内持续、集中捕捞会降低种群数量与年龄结构稳定性，进而影响鸟类停歇觅食、鱼类幼体栖息等关键过程，削弱湿地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 更需关注的是，长江十年禁渔是一项系统性制度安排，核心在于让渔业资源休养生息、推动长江生态整体修复。若对“徒手捕捞”等边缘行为放任，容易形成“破窗效应”，诱发跟风式违规，削弱禁捕政策的严肃性与群众对法治公平的认同，治理成本随之上升。 对策——以法治刚性守住红线，以修复性司法促进生态回补 依据有关法律规定，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在禁渔区、禁渔期内进行生产性捕捞即属违法；达到一定数额或多次实施等情形，可被认定为“情节严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禁捕区使用禁用工具捕捞，同样触及刑事追责底线。该案中，施某某等人多次实施捕捞并获利，且存在使用禁用渔具等情节，最终被法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缓刑、拘役缓刑，体现对禁捕红线的明确态度。 在严格司法的同时，生态修复机制同步推进。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实施进入第五个年头，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依托集中管辖优势，探索“专业化办案、跨区域协作、多元化修复”路径，累计办理涉长江生态环境资源案件251件611人，并在九段沙湿地、淀山湖等水域开展增殖放流等活动，推动水生生物资源修复；同时设立生态教育保护基地，结合典型案例开展普法宣传，推动“守江护江”成为沿江群众共识。实践表明，将惩治震慑、修复补偿、教育预防一体化推进，有助于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综合效果。 前景——从“禁得住”迈向“治得好”，共治共享巩固长江口生态屏障 长江口生态治理正由单一执法向系统治理深化。下一阶段，需在三上持续发力：其一，进一步细化禁捕水域巡查与联动处置机制，强化对潮沟、滩涂等易发区域的精准管控；其二，完善涉渔违法线索发现与证据固定体系，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更顺畅；其三，强化生态补偿与替代生计引导，结合科普教育与社区参与，减少逐利性捕捞的社会动因。随着制度执行力度增强与生态修复持续投入，九段沙等重要湿地的生物多样性恢复预期将提高，长江口生态屏障功能有望更加稳固。
长江保护需要法律约束和社会参与。本案表明，任何形式的禁捕期生产性捕捞都将受到法律制裁。随着《长江保护法》实施五周年，各部门协作更加紧密，法治基础不断夯实。只有让公众充分认识保护长江的重要性和违法后果，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守护母亲河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