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长江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水生生物基因库，长期叠加承受过度捕捞、栖息地破碎化、水体环境变化等影响，部分珍稀濒危物种种群规模下降，生物多样性受到冲击；如何在兼顾民生与产业转型的同时，让水生生态系统得到休养生息，实现从“止损”到“修复”的转变，是长江大保护必须回答的现实课题。 原因：针对上述挑战，自2021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施暂定为期十年的常年禁渔。该制度覆盖面广、周期长，既是对生态压力的系统性“减负”，也通过制度约束推动治理能力提升。五年来，农业农村部牵头，会同相应机构建立协调机制，沿江15省（直辖市）兼顾，逐步形成涵盖源头管控、执法监管、社会参与和民生保障的综合治理格局。为客观评估政策落实与综合效益，农业农村部委托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单位联合开展中期评估并形成研究成果，为后续工作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 影响：从生态层面看，禁渔带来的最直观变化是水生生物恢复态势持续巩固。作为长江生态“旗舰物种”，长江江豚是目前长江中唯一的淡水鲸豚类动物，其种群变化是衡量长江生态健康的重要指标。中期评估显示，2025年专项调查结果表明，长江江豚数量恢复至1426头，比2022年增加177头，反映出重点水域保护与栖息环境改善取得阶段性成效，也为长江大保护交出可量化的“生态答卷”。同时，珍稀物种保育与增殖放流持续推进，中华鲟放流规模连续两年超过100万尾，长江鲟自然产卵试验取得成功，自然种群重建迈出关键一步。更基础的指标也出现积极变化：2021—2025年长江流域累计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明显提高，说明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正向更稳定、更完整的方向修复。 从治理层面看，禁渔秩序总体平稳，并与“共抓大保护”的社会氛围相互促进。五年来，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持续开展“中国渔政亮剑”“平安长江”等联合执法行动，保持严管态势，推动打击非法“捕运销”链条，涉渔违法行为呈下降趋势，非法捕捞得到有效遏制。此外，执法能力建设持续加强，智能化、信息化手段加快应用，监管效能明显提升。沿江各地持续开展宣传引导，社会共识不断扩大，“守江护江”逐步从倡导走向群众自觉行动，为制度长期运行奠定基础。 从民生层面看，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是禁渔政策可持续的重要支撑。有关部门对23.1万退捕渔民建档立卡、分类施策，符合参保条件人员养老保障实现全覆盖；对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群体，通过转产就业等方式促进稳定增收，退捕渔民收入总体保持稳定。对突发困难人员，通过纳入低保救助、识别为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方式，及时落实到人到户的精准帮扶，兜牢基本生活底线。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策调整对个体生计的影响，增强了禁渔政策的稳定性与社会承受力。 对策：中期评估也提示，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具有长期性、缓慢性和不确定性，保护修复仍面临多重困难。禁渔执法监管在部分区域、部分环节仍有短板，非法捕捞方式趋于隐蔽化、链条化；退捕渔民安置保障也需要持续推进，防止出现就业质量不高、增收后劲不足等问题。下一步，有关部门将坚持十年禁渔目标，持续完善长效机制：一是强化跨部门、跨区域联动，保持联合执法力度，提升对重点水域、重点时段、重点链条的精准打击能力；二是推动监管手段升级，加强智能监测、数据共享和快速处置，补齐基层执法能力短板；三是提升保护修复能力，统筹栖息地修复、增殖放流与科学监测评估，以更精细的治理提升生态修复质量；四是继续落实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政策，完善就业支持、技能培训与兜底帮扶，增强转产转业的稳定性和获得感。 前景：从目前数据看，禁渔政策正推动长江生态系统由“恢复性增长”逐步迈向“结构性改善”。江豚数量增长、鱼类种类增加等信号表明，生态修复进入见效期，但要实现更稳固、更可持续的系统性复苏，仍需在制度执行、生态修复、社会参与和民生保障之间形成更高质量的协同。可以预期，随着长效机制深入健全、科技赋能监管持续加强、社会共治格局不断巩固，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有望在中长期呈现更稳定的回升趋势，为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夯实生态基础。
长江禁渔五年的实践印证了“休养生息”的治理理念，其经验也为全球大河流域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当江豚一次次跃出水面，这条母亲河正以更充沛的生机表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图景，需要在发展与保护的相互促进中稳步展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