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司其职，是现代治理体系高效运转的前提，关键于权责清晰、分工协作、按责履职。但现实中，一些做法让这个原则走了样：本应由专业部门主导工作，被通过通知、台账、截图、打卡等方式层层“分解”，最终压到学校、社区等基层单元，变成对“留痕数量”“转发次数”“完成率”的硬性要求。全民反诈、优生优育等目标本身正当，但当执行路径演变为“以摊代抓”“以压代推”，就容易把好事办成负担，把治理需求变成形式主义的比拼。 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职责边界被一再突破。一些教师被要求在教学之外承担大量宣传转发、数据上报、任务截图；一些社区工作者为完成指标被迫“补位”，在走访服务之外投入大量时间应付材料、表格和检查。更值得警惕的是，临时性、突击性的协助安排在个别地方逐渐常态化，形成依赖基层“兜底”的惯性：有任务就往下压，要结果先要材料。这不仅让基层疲于应付，也削弱了“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这一基本原则。 追根溯源，原因主要在三个上：其一，权责界面不清。有的事项缺少刚性的权责清单，任务部门之间、层级之间被随意切分，谁都能“安排”，却难以追究“该谁负责”。其二，机制运行失衡。部分上级部门推进工作时更习惯用责任状、通报排名、阶段性督导等方式传导压力，却对基层承接能力、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评估不足，形成“只管下发、不管消化”的链条。其三，考核导向偏差。一些地方仍偏重“过程可见”，更青睐可量化、可留痕的指标，忽视结果质量和群众感受；在这种导向下，“多布置、快见效、易展示”的摊派冲动更容易滋生。 这种做法带来的影响是多上的。对公共服务而言，时间精力被挤占、主责主业被稀释：教师备课、教研和育人被打断，基层干部走访、调解和服务被压缩，公共服务质量难免受影响。对治理效能而言，跨界摊派往往造成“看起来很热闹、实际效果有限”的空转：宣传变成机械转发，执行变成表格打钩，落实变成整理台账，投入不少、成效不实。对基层生态而言，长期压力积累会挫伤积极性，强化“唯材料论”“唯排名论”，让一线干部群众在反复应付中产生疲态，影响政策落地的持续性与公信力。 破解之道，关键是让“各司其职”落到制度和执行上。首先，要用权责清单划出硬边界。哪些工作必须由专业部门承担，哪些可以由基层协助，协助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方式协助，都应明确可操作的标准，并把“不得随意摊派”“不得以留痕代替落实”等要求纳入刚性约束。任务下达前要有必要的评估：基层能否承接、是否影响主业、有没有更优路径，避免把成本简单外溢到末端。其次，要完善基层合理说“不”的通道。对明显超出职责、缺乏资源支撑、重复无效的指令，建立反馈、纠偏与追责机制，让基层既能反映问题，也有制度依据拒绝不合理摊派，避免“谁声音大谁就能派活”。再次，要把考核真正转向实绩。少看材料厚薄，多看问题是否解决；少比转发数量，多比治理质量；少搞一阵风，多抓常态化。对教育系统、社区治理等领域，更应回到核心指标：学生成长与教学质量、群众满意与问题化解，推动考核从“做了没有”转向“做成没有”。同时，要强化专业协同，而不是简单下压。反诈宣传、人口服务等需要部门联动，但联动应体现专业支持、资源下沉与流程优化，比如提供统一平台、标准化工具、专业培训和数据共享，让基层在职责范围内协助，而不是被动“包干”。 从长远看，推进高效能治理，既要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也要完善基层治理的制度供给。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分工更细、协作更顺、责任更清。把该由专业部门承担的责任扛起来，把基层从无效负担中解放出来，政策传导才能更精准，公共服务才能更可持续。随着权责清单完善、考核体系优化、基层减负举措落地，“各尽其责、协同发力”的治理格局有望继续巩固，推动更多民生工作在务实、有效的轨道上运行。
整治形式主义是一项长期任务——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松劲懈怠。当前，基层治理中权责不清、任务转嫁的现象，已成为制约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障碍。只要坚持权责对等、专业分工，持续为基层减去不必要的负担，“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的良性治理生态就能逐步形成。到那时，本职工作不被挤占，跨界协作更有章法，我们期待的务实高效，才能在基层治理中真正落到实处、见到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