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矛盾纠纷类型更趋多样、利益关系更趋复杂。
如何在维护公平正义的同时降低维权成本、减少对抗性、缩短处理周期，成为提升司法服务质效的重要课题。
南明区人民法院日前召开的专题新闻发布会释放出清晰信号：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更有力地挺在前面，通过制度创新、品牌建设与机制协同，推动纠纷化解从“进入诉讼后再处理”向“进入诉讼前先化解”转变。
问题：纠纷增量与诉讼压力并存，群众期待“快解、好解、能兑现” 从民生领域看，买卖合同、金融借款、民间借贷等案件数量较多，往往事实相对清楚，但当事人对立情绪一旦固化，容易形成“程序越走越长、成本越垫越高、关系越拖越僵”的局面。
一方面，法院面临案件增长带来的审判资源压力；另一方面，群众更关心纠纷能否尽快落地解决、协议能否真正履行。
现实要求司法工作既要守住依法裁判底线，也要把更多精力用于矛盾纠纷的预防与前端治理。
原因：传统“诉前调解”存在选择性与衔接不足，前端解纷需要体系化升级 过去的诉前调解多以“当事人愿不愿意调”为重要前提，部分案件即便具备调解基础，也可能因信息不对称、沟通渠道不足、当事人对结果可预期性不强等原因，直接进入诉讼程序。
同时，调解协议的履行保障不足，也会削弱当事人对调解的信任。
要把调解从“可选项”提升为“更优先、更可依赖的路径”，需要在案件分流、程序衔接、履行保障等方面形成闭环。
影响：从“可调尽调”到“应调先调”，以更低成本实现更高确定性 围绕上述痛点，南明区人民法院推动“诉前调解”向“先行调解”实质转型，将部分适宜调解的民商事纠纷在立案阶段精准导入先行调解通道，强调关口前移与程序优化。
依托“先行调解+司法确认”模式，当事人在免交案件受理费的情况下，由特邀调解组织或调解员主持达成自愿、合法的调解协议，经司法确认后具有强制执行力，从机制上增强了协议的可兑现性与权威性。
数据显示，截至12月24日，该院2025年已推送13576件民商事案件进入先行调解流程，其中5642件纠纷在诉讼程序之外得到化解。
上述做法在减少诉讼增量、缩短纠纷处理周期、节约司法资源等方面形成综合效应，也有助于把“对簿公堂”的对抗性成本转化为“协商解决”的治理收益。
对策：以品牌带动专业化解纷，以协同机制拓展社会参与 多元解纷不仅是程序改革，更考验参与主体的专业能力与社会公信力。
南明区人民法院以“老法官之家”调解品牌为抓手，吸纳30余名退休法官、政法干警及具有法律工作经验的干部担任特邀调解员，发挥其审判经验、人生阅历和沟通能力优势，在法理与情理之间寻找更稳妥的平衡点，推动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自2021年成立以来，“老法官之家”累计调解成功各类纠纷超30000件，并于2023年获评全省法院诉前调解和多元解纷工作“十佳解纷品牌”，成为当地多元解纷的特色名片。
在此基础上，南明区人民法院进一步拓展社会协同空间。
2025年7月，该院与南明区政协创新建立“政协+法院”民商事纠纷多元解纷工作机制，首批选聘11名来自法律、经济、医疗等领域的政协委员担任特邀调解员，并于10月成立专项调解工作室。
该机制将政协的协商联络优势与法院的法治专业优势有机衔接，形成“委员说理、法官释法”的调解模式，构建“政协接单调解、法官指导确认”的闭环流程。
运行初期两个月，已组织调解20件案件，成功化解12件纠纷。
实践表明，行业委员更容易提出可操作、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法院的法律把关与司法确认则为成果提供制度性保障，提升了调解的公信力与社会效果。
前景：以更高法治化水平推进纠纷源头治理，服务基层治理现代化 从趋势看，经济社会活动越活跃，纠纷形态越多元，对解纷体系的精细化、专业化、协同化要求越高。
下一步，南明区人民法院表示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继续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在案件分流更精准、调解资源更专业、司法确认更顺畅、履行保障更有力等方面持续发力。
随着“先行调解”理念进一步固化为制度安排、社会力量参与进一步扩围，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有望从“事后处置”更深度转向“源头预防”，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更稳定、更可持续的法治支撑。
南明区的探索证明，新时代矛盾纠纷化解需要更多“法治智慧”而非“程序消耗”。
当司法改革与基层创新同频共振，当专业力量与社会资源有效协同，“案结事了”的治理目标终将转化为群众可感的法治温度。
这或许正是“中国之治”在司法领域的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