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2018年至今的往事连起来看，英国医学界这场关于言论自由的大辩论才显得格外清晰。两年前，DAUK曾呼吁取消GMC对裁决提起上诉的权利，可这事儿直到现在都还没办成。结果到了2024年8月，阿布·西塔那个案件的仲裁庭才刚放话，说那些指控根本立不住脚，GMC居然转头就把案子推到了高等法院。 这起风波的导火索，其实是2023年年底阿布·西塔在加沙待的那43天。当时他在阿赫利医院当志愿者，回国后在新闻发布会上痛批军队用违禁武器甚至故意针对儿童，结果就成了投诉者眼中的“恐怖分子支持者”。PSA之所以介入这场纠纷，就是因为收到了最初向GMC告状的那帮亲以团体的来信。 那几个拿着投诉书的组织宣称，因为他在文章里用了“烈士”这个词，又说“人民除了革命暴力外别无武器”，这就损害了他的职业声誉。不过法庭后来专门核查了一遍医疗安全风险，结论是没证据表明患者会受到威胁。 可即便如此，GMC依然不肯罢休。医疗执业者仲裁庭（MPT）明明已经判定指控不成立，GMC还是把这件事提交给了执业资格仲裁庭。为了给上面站台，PSA随后也站出来加入了上诉。 反倒是加桑·阿布·西塔自己根本就没工夫搭理这些官司。那个因抗议而被禁止执业的加沙医生本来打算2024年返回加沙救人，结果反倒被挡在了国门之外。他气得直骂这些都是“政治驱动的”，觉得民间社会组织已经成了某些人的工具。 英国医生协会（DAUK）对这种局面感到非常失望。协会副主席马特·尼尔给GMC发去了信，希望他们能收手。同时有一份由“巴勒斯坦卫生工作者组织”发起的请愿书也流传开来，要求GMC的领导层集体辞职。请愿书里还提到了一笔不小的账单——光是处理阿布·西塔案子的法律开销就超过了20万英镑，这笔钱必须由GMC的最高层签字才能动。 这份请愿书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管理层的财务管理，同时还把它和几年前GMC处理哈迪扎·巴瓦-加尔巴医生的事情做了对比。当初那位医生也是因为公开言论引来了麻烦。 在本月的英国医学会顾问会议上，88%的代表都投票支持了一项动议。这份动议明确肯定了医生有权在国际冲突和人道主义法律等公共良知问题上公开发表见解。 尽管这场纠纷现在闹得满城风雨，但高等法院的听证日期还没定下来。作为格拉斯哥大学校长的阿布·西塔目前依旧被禁止执业，他的医疗志愿者身份也就此搁浅。 就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至少有超过20万英镑被花在了这场官司上。不管是GMC还是PSA，都坚持认为自己有法律义务去处理投诉。他们的逻辑是要评估那些言论有没有超出自由的界限，有没有伤害到公众的信心。 但在这背后的真实意图其实很明显：PSA介入此案就是为了配合那些最初的投诉者。相比之下DAUK的态度要温和许多，他们敦促GMC赶紧收手别再折腾了。 至于那位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过两篇文章的著名外科医生加桑·阿布·西塔（Ghassan Abu Sittah），他认为这些上诉恰恰暴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民间社会组织已经被操控成了“种族灭绝使能工具”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