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福建古田县平湖乡端上村诞生了一个农家婴孩，这孩子哭着来到了人间，取名叫吴亨春。这娃很命苦，六岁的时候爸爸就走了，七岁的时候妈妈也没了。不过呢，他脑子特别聪明，读书特别快，邻居们都叫他“神童”。十八岁那年他考中了秀才，按理说前途无量了，但他没接着走仕途。第二年，他一个人跑到福州鼓山涌泉寺，把功名换成了袈裟，拜增西上人为师。他给自己起了个法号叫宏悟，又给自己取了个别号叫韬光，从此以后改名叫“圆瑛”。1899年，圆瑛法师决定去南方走走。他先去了常州天宁寺，跟着治开法师学禅；过了五年，又转去宁波天童寺，跟着依寄禅法师闭关修行。他既研究禅学又念佛号，把这两方面的东西合在一起了。所以他在参禅和念佛之间穿梭得特别自在。这样的修行路子让他既能得到顿悟的感觉，又能踏实念佛求生净土。1929年的时候，圆瑛和太虚大师一起搞了个大动作——成立了中国佛教会。之后好几届他都当选主席；等到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的时候，他又被大家推举为第一任会长。那个时候军阀混战、日本鬼子也进来了，国家乱得很。面对这些情况，他说出了一句话：“国家存亡是大家的责任；佛教兴衰也是教徒的责任。”他把这种家国情怀融入到寺院的钟声里去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他写下了诗句“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他通知全国的佛教徒们赶紧建护国道场；还写信给日本的佛教界朋友痛骂军国主义的暴行。国外的媒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英雄僧侣”。抗日战争的时候他跑遍了大江南北组织救护队和收容所；后来解放战争又打起来了，他拒绝参与内战。他给全国佛教徒发话说：“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1952年圆瑛去北京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回来没多久身体就垮了。9月20日那天他在天童寺圆寂了。临死之前他把遗嘱交给了赵朴初居士。遗嘱里写着：“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他说的这几个字“同心同德”，成了他给那个时代最后的叮咛。从鼓山到天童寺再到和平年代，圆瑛用他书生的身份成就了领袖的事业；用僧人朴素的身躯扛起了国家兴亡的重担。他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从来不会逃避时代的苦难；真正的修行就在救度众生的日常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