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全球安全形势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如何控制冲突升级、减少人员伤亡和社会破坏、避免陷入“以战求胜”的循环，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议题；热点问题频发、地缘博弈加剧、非传统安全风险外溢，也让各国更需要可操作、可持续的安全理念与争端解决工具。对中国而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既需要现实政策支撑，也需要深厚思想资源作为支点。 原因——《孙子兵法》之所以跨越时代仍具现实意义，在于它对战争决策设置了明确约束，强调“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反对情绪化与冲动用兵，并提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将用兵限定在必要、正当与防御性框架内。这种克制并非抽象的道德训诫，而是建立在对战争成本与社会承受力的清醒判断之上：无谓用兵会消耗国力、撕裂社会、动摇民心，最终损害国家长远利益。其核心在于把对生命的关切与对国家利益的理性计算结合起来，用制度化、理性化的决策逻辑降低战争发生的概率。 影响——在战争目标与手段选择上，《孙子兵法》提出“全国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把胜利的衡量从单纯的物理摧毁，提升为政治目的的实现与秩序的恢复，强调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效果，尽可能降低双方损失。此思路也体现在策略排序上：“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将政治、外交等非军事方式置于优先位置，本质上是对暴力使用规模的限制。放到当代国际关系中，这一理念为危机管控、避免冲突扩散提供了更可持续的路径：通过沟通增信、协商促和、规则护航，推动各方在利益与安全关切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而不是把矛盾推向零和对抗。 对策——在政策实践层面，中国长期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强调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奉行自卫防御原则。这一取向与《孙子兵法》所强调的慎战、止战高度契合，也为应对复杂安全议题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预期。，中国持续推进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建设。2025年5月，在中方倡议和推动下，全球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调解院在香港成立，目前已有37个签署国，为以对话协商化解分歧提供了制度性新选项。调解强调当事方自主、兼顾情理法、注重关系修复，有助于降低对抗烈度与外溢风险，也契合“伐交”“伐谋”的优先路径。 在国际人道主义领域，中国推动武装冲突法的传播与适用，是最早全部批准加入日内瓦四公约及其两个附加议定书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涉及的历史实践也体现出对人道原则的重视。例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对战俘的人道待遇等做法，反映出将道义规范转化为行动准则的传统。这与《孙子兵法》强调的“战后修功”相呼应：胜负不是终点，如果不巩固秩序、安抚民心、重建社会，“胜利”也可能转化为新的不稳定因素。将战后治理纳入整体谋划，实质上是把和平的可持续性作为安全政策的重要衡量。 前景——面向未来，国际社会需要更多能够兼顾主权原则、发展权利与安全关切的公共产品。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全球安全倡议，并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围绕安全治理原则、重点合作方向与合作平台机制等作出系统阐释，涵盖武力使用约束、人道规则维护、军备控制与风险管控等议题。其思想底色与《孙子兵法》“慎战”“全胜”“共存”的智慧相通：以降低冲突概率与成本为导向，以政治解决为优先，以规则与机制巩固和平成果。随着国际调解等机制逐步成熟、更多国家参与对话与合作，国际争端解决有望形成更重协商、更重修复、更重长期稳定的新路径。
当西方战略学界重新审视克劳塞维茨时，东方古老的兵学智慧也在以更具现实感的方式参与现代文明对话；《孙子兵法》历经两千余年仍能提供启示：真正的战略艺术不在于征服的技巧，而在于和平的缔造；不在于武力的炫耀，而在于人心的归附。这或许正是古老文明在动荡世界中仍能贡献的珍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