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制度落地仍存“温差”，企业感受有待提升。
何杰在调研中指出，随着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框架进一步完善，市场主体信心总体增强，但一些影响企业预期和经营成本的痛点仍在：部分地区仍存在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现象，中小企业回款压力较大；涉企执法中个别地方出现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苗头，重复检查、多头检查时有发生；隐性市场准入壁垒尚未完全清除，平台领域不正当竞争、规则不透明等问题影响公平交易秩序。
上述现象具有反复性和隐蔽性，容易削弱政策获得感。
原因——配套制度、执行标准与监督问责需进一步衔接。
一方面，新法施行后，相关配套实施细则、司法解释、操作指引仍需加快完善，部分条款在具体执法司法场景中如何认定、如何举证、如何救济，仍缺乏更细化的规则支撑，导致基层在执行中出现尺度不一。
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财政收支压力、行业监管任务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容易出现重短期、轻长效的行为选择，对“依法行政、过罚相当、审慎监管”的要求落实不够到位。
此外，跨区域执法协同和数字化监管尚不充分，导致重复检查难以及时发现并纠偏。
影响——预期不稳将抬升制度性交易成本，抑制创新与投资。
何杰认为，民营企业对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最为敏感。
账款回收周期拉长，会直接影响企业现金流和再投资能力，进而影响就业稳定与产业链协同；不规范执法和重复检查会增加企业合规成本与时间成本，使企业难以专注主业、加大研发投入；准入壁垒和不公平竞争会扭曲资源配置，压缩优质企业的成长空间，影响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若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治理，将不利于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依法保护的市场生态。
对策——以“制度刚性+规范执法+公平准入”释放法律效能。
何杰建议，要推动民营经济促进法真正“可执行、可裁判、可监督”。
一是完善配套体系，加快制定实施细则和配套司法解释，细化权利义务边界、执法程序规范和救济渠道，使法律条款在司法实践中能够准确适用，形成稳定可预期的规则供给，打通制度保障“最后一公里”。
二是强化刚性约束，严格落实清欠账款相关规定，建立更可操作的清偿机制和责任追究安排，提升拖欠治理的透明度与执行力，切实缓解中小企业回款难题，让企业轻装上阵、专注经营。
三是以规范执法维护公平秩序，推动涉企检查标准化、清单化、协同化，减少重复检查、随意检查；对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保持高压态势，健全监督纠错机制，依法保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四是进一步清理市场准入壁垒，联合有关部门研究发布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持续开展壁垒清理整治行动，推动民营企业依法平等进入更多领域，在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环节落实公平竞争审查，营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环境。
五是引导民营企业在国家重大战略中找准发力点，支持其参与“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围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进行投资布局，在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数字经济等领域形成更多增长极。
前景——法治护航将进一步稳预期、强信心、促转型。
业内人士认为，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施行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基础性制度保障，下一步关键在于把“纸面规则”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公平”。
随着配套制度完善、执法行为更加规范、市场准入更加透明，民营企业的产权安全、交易安全与创新收益预期将得到强化，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将更顺畅地向高效率主体集聚。
可以预期，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将推动民营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更强劲的内生动力。
法治化既是民营经济的"防护网"，更是创新发展的"加速器"。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时期，唯有将法律文本转化为治理效能，才能让企业从"政策获得感"转向"制度安全感"，最终释放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持久动能。
这既需要顶层设计的持续完善，更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执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