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长江水生生物资源一度面临较大压力。作为我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经济大动脉，长江长期承担航运、沿岸产业发展和居民生活用水等多重功能。过去一段时期，高强度捕捞、栖息地破碎化、岸线开发以及水域环境变化等因素叠加——部分珍稀特有物种种群下降——水域生态系统稳定性受到冲击。其中，长江江豚是淡水鲸豚类的旗舰物种，其数量变化被视为长江生态健康的重要“风向标”。监测调查显示，江豚种群曾从上世纪90年代约2700头降至2017年的1012头，凸显修复压力和治理紧迫性。 原因——综合治理进入系统发力阶段，禁渔成为关键抓手。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需要发展与保护之间找到更可持续的平衡。自2021年起实施的十年禁渔，核心在于从源头减少人为干扰，为资源恢复留出时间窗口。同时，禁渔并非单一举措，而是与执法监管、栖息地保护修复、科研监测、物种救护繁育、退捕渔民安置保障等配套政策共同推进。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江豚拯救行动，并委托科研机构和高校等开展中期评估，旨在用数据检验政策效果，为后续完善机制提供依据。 影响——生态修复成效逐步显现，治理秩序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中期评估显示，禁渔实施五年来，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监测网络数据表明，长江特有鱼类总体呈现“种类增加、资源增长、态势向好”的变化，说明生态系统正向更稳定、更具韧性的方向恢复。江豚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专项调查显示，2022年约为1249头，首次实现“止跌回升”；到2025年恢复至1426头，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在武汉、南京等多处水域出现更频繁的江豚活动观测。对栖息地受损的群体推进迁地保护，并在人工繁育上取得阶段性进展，为未来补充自然种群、提升种群安全边际提供支撑。 禁渔成效的另一面，是秩序的可持续。跨部门联合执法持续加力，通过水上巡航、陆上检查、市场排查等方式，聚焦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和重点人群，严查非法捕捞与地下交易等行为。沿江各地推进网格化管理，禁捕管理网格数量超过5.4万个，基层监管覆盖面更扩大。值得关注的是，近两年违法手段出现新变化，如潜水电捕鱼、遥控无人船下网，以及借助无人机、夜视设备反侦查等，表明禁渔进入“攻坚与反复”并存的新阶段，执法能力需同步升级。 对策——锚定十年目标，补齐治理短板，形成常态长效机制。下一步重点是把阶段性成果转化为长期制度安排。一是强化联合执法与区域协同，提升对新型违法行为的识别、取证与打击能力，推动水上、岸上、市场“三线联动”，严防“捕运销”链条反弹。二是开展更有针对性的专项整治，重点打击非法捕捞和非法销售长江野生鱼，清理禁用网具和禁捕水域残存网具，整治非法船舶和违规垂钓等问题，压缩违法空间。三是提升保护修复能力，深化科研监测与评估，推进栖息地系统性修复，完善重点物种拯救与迁地保护体系，为生物多样性恢复提供更扎实支撑。四是继续抓好退捕渔民安置保障，保持政策连续性和兜底能力。对23.1万退捕渔民建档立卡、分类施策，养老保障落实到位，转产就业总体推进，收入保持稳定；对突发困难群体通过低保救助和防返贫监测等措施及时托底，确保禁渔政策既“禁得住”也“稳得住”。 前景——从“止跌回升”走向“稳中向好”，关键在持续发力与系统治理。长江生态修复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五年成果证明路径有效，也意味着越到后期越需要耐心和精细化治理。随着监测网络完善、执法能力提升、栖息地修复推进以及公众参与度提高，长江水生生物恢复有望从局部改善走向全流域更均衡提升。同时，治理体系也要持续适应新问题、新技术和新风险，把禁渔成效更好转化为生态产品价值与高质量发展动能，为长江经济带绿色转型提供更可靠的生态支撑。
长江十年禁渔政策的中期成效表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非对立，而是可以在更高质量的治理框架下相互促进；通过科学决策、精准施策和社会共同参与，长江生态正在逐步恢复。此实践为其他流域生态保护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也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积累了更坚实的基础。面向未来，只要持续推进长江大保护，巩固并扩大治理成果，长江将继续恢复生机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的生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