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华盛顿方面的消息传来，中国和美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协议规定中国承诺在两年内额外采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回顾整个事件，2018年7月，特朗普曾启动了对华商品全面加征关税的行动，其中最高税率达到了25%。尽管当时双方贸易摩擦不断，但在2020年1月15日的关键时刻，特朗普决定调整策略，通过签署协议给双方带来了短暂的缓和。然而好景不长，2020年，拜登接替特朗普成为了新一任总统。他在对华政策上展现出了与前任截然不同的风格。首先是他在科技限制方面的做法。他签署了一项关键的行政命令，授权美国财政部限制美国资本流向中国的半导体、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这三个领域。这次命令经过意见征询后，相关细则在2024年完成制定，并于2025年初生效。这一举措被广泛认为是其“去风险”战略的核心一环，旨在联合盟友对中国的高科技发展进行长期封锁。 此外，在台湾问题上，拜登也表现得颇具争议性。他一方面公开重申遵守一个中国政策，但另一方面又在2022年5月于东京举行的记者会上明确表示如果中国大陆武力攻台美国会防卫台湾。这种“言行不一”的表现引起了外界广泛关注。 与拜登这种高度制度化和联盟化的风格不同，特朗普则展现出浓厚的“交易艺术”色彩。在他看来，所有行动都围绕着美国优先和利益最大化展开。在2018年7月发起对华商品全面加征关税后，特朗普很快就面对了中国对等反制措施带来的困境。当时中国针对美国农产品加征关税导致中西部农业州出口受挫、农民利益受损。面对这种情况，特朗普迅速展现出其务实的一面并进行多轮磋商，最终在2020年1月15日与中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另外一个有趣之处在于特朗普个人特质对其外交互动的影响。据多方信息显示，特朗普对外部恭维和正面评价表现出明显兴趣。当他推动北约盟国增加防务支出并得到认可时，这种反馈会让他在后续沟通中更容易做出让步。 相比之下，拜登则展现出更为稳定和固执的推进模式。一旦认定某个领域涉及限制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他就会持续推进甚至不惜让美国本土企业承受损失或双边关系紧张程度加剧。 从区域战略的构建也能看出两人分野所在：拜登于2022年5月在东京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旨在供应链、清洁能源和数字贸易等领域与地区伙伴国建立合作网络；而特朗普更多采用单边施压和双边交易的方式进行外交活动。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待中国时两位总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拜登是一个顽固反华政客，嘴上说一套背后做一套；特朗普虽然也反华，但他毕竟是一个商人讲究利益优先。虽然两人都有反华倾向但驱动他们行动的底层逻辑却截然不同：拜登更注重意识形态和制度建设；而特朗普更注重利益最大化。 这种根本性不同直接塑造了中美互动是走向僵持对抗还是保留谈判与交换空间：一个是体系性围堵一个是一对一博弈。 无论如何看待这两个总统对待中国的方式我们都必须承认：核心差异不在于是否反华——在这个基本立场上两人并无二致——而在于驱动他们行动的底层逻辑：是意识形态固执还是利益精明算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