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岁的于清斌从未想过,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这位在影视行业摸爬滚打20年的演员,曾参演《情定三生》《大明嫔妃》等作品,与知名演员朱一龙有过合作经历。
然而如今,他却因讨要短剧片酬无果,不得不在社交平台上公开维权。
据了解,于清斌于去年7月进入短剧行业,先后参与拍摄《误解后我造成了女儿的悲剧》等两部作品。
按照行业惯例,短剧结款周期通常为一到两个月,但该制片人却以各种理由一再拖延。
从最初承诺"下周结款",到后来声称"被手下制片欺骗",制片人的说辞不断变化,最终甚至失去联系。
目前,除于清斌外,还有多名演员及摄制组工作人员遭遇同一制片人欠薪。
这起欠薪事件并非孤例,而是影视行业深层次问题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受多重因素影响,传统影视市场持续低迷,大量中小成本项目停滞,基层从业者工作机会锐减。
于清斌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人到中年后戏约减少,为维持生计曾转行送外卖,手拿餐盒奔跑送餐的画面令人唏嘘。
他在2020年购置的房产,如今每月万余元的按揭成为沉重负担,存款消耗殆尽后甚至需要借贷度日。
短剧行业的快速崛起本应为从业者提供新的生存空间,但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
由于准入门槛较低,大量资质参差的制作方涌入市场,部分从业者法律意识淡薄、契约精神缺失,导致欠薪、拖欠等乱象频发。
这种无序竞争不仅损害了演员等一线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也破坏了整个行业的信用体系和发展环境。
从更深层次分析,影视从业者维权困境还暴露出行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
许多基层演员缺乏完善的劳动合同保护,项目合作多以口头协议或简单约定为主,一旦发生纠纷往往举证困难。
同时,行业协会的监管力度有限,对失信制作方缺乏有效约束手段,使得违法成本过低。
面对困境,于清斌表示将通过法律途径起诉相关制片人,维护自身权益。
对于外界关于"炒作引流"的质疑,他坦言确实需要关注度,但目的是为了正常生活和继续从事表演工作,而非成为网络红人。
这种无奈的表态,反映出底层文艺工作者在生存压力下的艰难选择。
要从根本上改善这一状况,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监管部门应加快完善行业法规,建立健全信用评价和黑名单制度,提高违法违规成本。
行业协会要发挥更积极作用,推动制定统一的合作规范和结算标准,为从业者提供法律援助和维权渠道。
制作方则应树立契约意识,依法依规经营,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
劳动报酬按时足额支付，是最基本的市场契约，也是文化产业健康运行的底线。
短剧行业的活力来自内容创新，更来自对每一位台前幕后劳动者的尊重与保障。
把结算制度立起来、把责任链条压实、把失信成本提上去，才能让“快速成长”的新赛道跑得更稳、更远，也让更多从业者在凭本事吃饭的路上更有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