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这一生走过的路，大概可以分成四段来看：先是从商丘一路策马北上，后来又去邓州讲学。01年在应天府商丘，他算是把自己的起点给定下了。范仲淹家是苏州的，两岁没了娘，四岁跟着改嫁的母亲去了朱家，后来也就姓朱了，叫朱说。朱文翰这人心思活泛，南北都跑遍了，“琴剑随身、书声伴灯”成了他小时候的真实写照。 等他二十三岁那年，就一个人跑去商丘，把名字写进了应天书院的高台上。真宗景德三年，宋州变成南京，陪都的地位让这儿成了北宋最热闹的学术圈。到了大中祥符七年，应天书院和东京、西京、北京一起被称作“四京学府”。他在那儿拼命读书，五年都没脱过衣裳睡觉。晚上困了就用凉水泼脸清醒清醒，肚子饿了也不肯吃早饭，非得等太阳快落山才吃东西。 他发誓“十年登第”，结果大中祥符八年就提前五年给实现了——考中进士那年他才二十八岁，很快就当上了广德司理参军。有了薪水他赶紧把老娘接回来养着，还把同母异父的兄弟也接到了宁陵。第二年他又改回了本名范仲淹，字希文，“文”是要经纬天地的意思，“正”是要不偏不倚。 1026年老娘去世，他把母亲葬在宁陵的职田上。按规矩要守孝三年，晏殊找他去管应天书院。他心里虽然难过，但没忘了天下的事儿，每天就住在学堂里管学生们。全国各地的读书人都来听他讲课，书院的名声一下子大了起来。 同年他还写了封上万字的长信给上面的领导，提了“固邦本、重名誉、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五条建议。这就把“先忧后乐”这个想法从家里的信变成了朝堂上的奏折。 1024年的时候他36岁，娶了应天府一个叫李昌言的大户人家的长女。从那以后生的三个儿子都在楚丘、虞城、宁陵那一带的乡下长大。所以应天府对他来说不光是老家也是血脉和土地的根。 02年到了汴京开封，这一去就是四次入朝又四次被外放。王曾和晏殊一块保举他去京城当了秘阁校理。在这儿他跟朝廷折腾了十七年。 天圣七年他请刘太后把权力还给仁宗；太后生气把他贬了；太后死了仁宗念他忠心又把他召了回来。仁宗想废郭皇后的时候他又劝；被贬到饶州后回去当开封知府时又拿《百官图》说吕夷简徇私——说公事不能没有罪但私心不能有——于是第三次去了鄱阳。好友梅尧臣劝他学学喜鹊少说话，他笑着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1043年54岁的范仲淹第三次当宰相了。他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十条建议。这就是后来的庆历新政。可惜触动的人太多了，还不到一年就被罢免去了邠州当知州。 新政虽然短暂得像昙花一现，但“先忧后乐”已经成了北宋士大夫的集体人格。 03年冬天范仲淹以给事中的身份去邓州当知州。他先是修了百花洲和春风堂这些地方，又把自己的书都搬进了“花洲书院”，有空就去讲课。没过几年邓州的文风就起来了：儿子范纯仁、弟子张载张维还有后来当邓州知州的韩维都是他的学生。 好友滕子京重修了岳阳楼后托人给他写信让他写篇记下来。范仲淹就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先忧后乐”这四个字从此跟洞庭湖连在了一起。 04年到了洛阳伊川的万安山就是他最后的归宿。当年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时候他就看上了万安山的风水——土厚水深又北高南低。唐代的姚崇张说这些大官都埋在那儿。1031年他把母亲朱氏的灵柩迁到了万安山的新坟里；同年自己也选好了墓位陪着母亲。 皇佑四年五月二十日范仲淹病逝在徐州的任上；十二月葬在了万安山母亲的墓旁边。仁宗亲自给碑额题字“褒贤之碑”；富弼写了墓志铭；欧阳修写了神道碑——这三个人一品大员陪一个坟茔的规格太高了。 2002年范氏后人在邓州花洲书院前立了个范仲淹的塑像；现在的花洲书院离伊川姚园只有两百米远——两座宋人精神的坐标并排站着。一个讲的是天下的大道理；一个讲的是家里的温暖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