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诛杀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唐朝权力格局由此改写。然而，这位后来开创贞观之治的帝王，处理两位兄弟遗孀时却体现为明显差别，背后折射出更细密的政治考量。问题在于：同样牵涉政治联姻与家族纽带，为何李世民对杨氏与郑观音的处置迥异？据《旧唐书》等史料记载，杨氏原为李元吉正妃，事变后主动向李世民示好。其家族弘农杨氏虽与隋室渊源深厚，但唐初已难构成现实威胁。相比之下，郑观音作为李建成正妻，背后是势力深厚的荥阳郑氏——自北魏以来长期与皇室通婚的顶级士族，掌握关东地区的重要资源与人脉网络。 深层原因可从三上理解：其一，从政治风险看，荥阳郑氏在山东士族中具备影响力，若处置失当，容易牵动地方与门阀的情绪；其二，从宗室关系看，郑观音与李建成育有子嗣，若采取过激手段，可能更撕裂李氏宗室内部；其三，从礼法层面看，唐初虽延续南北朝风气，但对嫡长子正妻的基本尊重仍被视作维系礼制与社会观感的底线。 这种差异化处理带来长期影响。杨氏被纳入后宫，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李世民展示宽缓姿态的象征；而郑观音虽被幽禁长乐门，却仍按太子妃礼制供养，其子李承宗亦获追封。这种一柔一刚的安排，既避免与士族集团正面撕裂，也通过时间逐步削弱前太子势力的余波。 历史学者认为，李世民的选择说明了更重“稳局”的治理思路：与其在短期内激化冲突，不如将郑氏对应的问题纳入可控的长期处置框架，为贞观时期的政权稳定预留空间；而对杨氏的安排，则契合“降者不杀”的政治传统，有利于分化对立力量。
历史常在细节处显露结构。对遗属的不同处置——看似后宫取舍——实则牵连政权巩固、礼法边界与门阀格局的多重博弈。权力更迭后的每一步选择，都在为新秩序的延续付出代价或积累筹码。由此观之，所谓“放过”与“纳入”，并非单纯的情感判断，而是统治者在复杂政治结构中围绕稳定与合法性作出的理性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