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顶层设计升级，战略导向更趋精准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对科技创新的表述比以往更深入。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将人工智能、算力、数据等关键要素纳入统一战略框架，并明确智能体应用、智能原生业态、开源生态建设、算电协同发展和公共云基础设施等重点方向。相比此前“人工智能+”的提法，这个部署体系化和可落地性上更深入。 同时，报告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上，把重点放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而不是单一强化某条技术路线。报告还提出依托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策源地。这些顶层设计，为各地城市参与科技竞争提供了更明确政策参照。 二、产业热潮涌现，城市竞争格局加速形成 政策导向与产业变化正在形成明显共振。农历新年前后，国产人形机器人企业产品在海内外社交媒体上持续引发关注；深圳科技企业集群的市场热度走高；春节假期期间，华强北科技类产品销售额较平日增长超过三成。这些现象显示出中国科技产业在消费端与制造端的双重活力。 围绕“创新城市经济生态圈”的讨论也随之升温：在北京、上海之外，谁会成为下一个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创新之城”？这一问题的背后，是各地在科研资源、产业基础、资本生态和政策环境各上的综合比拼。 三、历史脉络清晰，区域分工体系持续完善 构建分工清晰的区域经济生态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推进的国家战略。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到多层次资本市场培育，国家持续通过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推动形成兼具竞争与协同的都市圈与经济组团。 这一框架下，国家鼓励具备条件的城市，尤其是东南沿海对外开放前沿城市，加快布局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前沿产业，参与全球科技竞争。另外，国有资本通过资本市场参与民营企业的产品与模式创新，也为地方打造“创新之城”拓展了政策空间与制度支撑。 四、基础研究是根本，科研积累决定创新高度 “创新之城”的核心竞争力，归根结底取决于基础研究的厚度。北京和上海之所以率先形成创新产业生态，关键在于两地自计划经济时期起就集聚了数量更多、层次更高的高校与科研院所，形成了难以复制的科研基础与平台优势。 近二十年来，杭州和深圳在长三角、珠三角竞争中脱颖而出，抓住人形机器人、智能制造等创新机遇，同样离不开对基础研究的长期投入。以深圳为例，多年来持续引入国家级、省级重点实验室；2024年出台重点实验室管理新规，改进成果转化机制，强化科研支撑。珠三角制造业强市密集，深圳能够持续引领实体经济创新，基础科研能力是重要底座。 五、成果转化是关键，资本生态决定创新效率 除基础研究外，科研成果向产业竞争力转化的效率，也是衡量“创新之城”成色的重要指标。打通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是现代产业竞争的关键命题，也是产学研一体化的核心目标。 无论是硅谷经验，还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实践都表明：在国家科技产业战略框架下，引导各级国有资本有序参与，激发民营企业家创业活力，并建设高流动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有助于形成成果转化的良性循环。机制运转成熟后，天使基金与风险投资能够持续进入转化环节，推动一批科技龙头企业成长。 在这上，杭州、深圳、苏州、合肥等城市的国资运营实践具有代表性。以杭州为例，其国资长期遵循“在需要引导时介入，其余时间尊重市场主体”原则。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面对科技企业融资困难，杭州加大政府引导基金设立力度，以国有资本的战略性介入稳定创新生态，为之后“风投之城”的口碑打下基础。这一模式正被更多地方国资借鉴，推动各地创新生态加快完善。
创新城市的崛起说明一个规律：科技竞争力既需要长期投入的耐心，也需要产业转化的效率。当基础研究的积累与产业转化的动能形成合力，中国城市正在交出新的创新答卷。这场面向未来的竞赛，比的不只是技术突破的速度，更是生态构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