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市场主体对“门好进、事好办、权好保”的期待更为迫切。但在实践中，一些企业在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市场准入等环节仍会遇到规则执行不一致、隐性门槛和地方性限制，制度性交易成本随之上升。另外，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跨境合规、争端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风险明显增加，涉外法治服务供给与企业需求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 原因：一上，部分地区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对本地企业存在倾向性安排，或在产业扶持、招商引资、准入条件等设置隐蔽限制条款，影响市场要素跨区域流动。同时，个别环节的执法检查存在随意、重复甚至趋利倾向，削弱企业对政策与规则的稳定预期。另一上，跨境经营需要应对不同法域的合规规则、语言文化差异和争端解决机制，企业法务能力参差不齐，而涉外法律服务资源分布不均、协同网络不够健全，导致企业境外发生纠纷时成本高、周期长、信息不对称更为突出。 影响：这些问题若不及时破解，微观层面会抬高企业投标与合规成本，影响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公平参与竞争；中观层面会降低区域间资源配置效率，制约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布局；宏观层面则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目标落地，也会影响外贸大省在更高水平开放中提升国际竞争力。对外而言，跨境法律风险处置能力不足，可能使企业在合同履约、反制裁合规、数据与隐私保护、劳工与环保要求等领域出现疏漏，不仅带来经济损失，也会影响企业声誉与长期市场开拓。 对策：围绕制度破障与法治护航，耿国玉提出多项建议，强调源头治理与协同治理同步推进。其一，完善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推动市场监管、司法行政等部门联合参与，对市场准入、产业扶持、招商引资等政策文本开展更具操作性的审查，及时清理歧视性、排他性或变相限制条款，减少反复“打补丁”。其二，围绕市场准入、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清理，聚焦规则不统一、资格条件不合理、评审标准不透明等突出问题，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清单，尽快扫清影响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其三，畅通企业诉求快速响应通道，依托政务服务热线等平台建立“发现—交办—核查—反馈”闭环机制，推动企业反映的壁垒问题及时处置，提高治理效率和企业获得感。 在执法司法保障上，建议继续强化执法监督，减少对企业的随意检查和重复检查，推动监管更加规范透明；同时持续纠正司法审判中的地方保护倾向，让市场主体案件办理中真正感受到公平公正。针对地方保护背后的激励约束问题，建议优化考核导向，弱化对单一指标的过度依赖，将市场活跃度、要素流动效率等纳入评价体系，以更科学的政绩观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实效。 在涉外法治服务体系建设上，建议以济南、青岛中央法务区建设为抓手，统筹调解、仲裁、涉外法律服务等资源，提升高端法治要素集聚能力，形成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贯通境内境外的专业服务链条。更关键的是，面向企业出海的现实需求，提出吸纳海外侨胞中的执业律师、法律专家参与政协工作的设想，可通过列席会议、特邀顾问等方式，章程允许范围内引入专业力量，搭建覆盖全球的涉外法律服务合作网络。该网络既可为鲁企提供目的国法律咨询、合规指引与争端预案，提高风险识别与处置能力，也有助于加强对外法治交流，提升中国法治理念与实践的国际传播力。 前景：当前我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强调以规则统一、标准衔接、监管协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山东作为经济大省、外贸大省，若能在破除隐性壁垒、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增强涉外法治服务供给等上形成更成熟的制度经验，有望在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要素顺畅流动、拓展高水平开放上实现协同突破。随着企业出海从“产品走出去”向“产业链、品牌和资本走出去”升级，法治服务也将从单点支援转向体系化护航，跨境协作的专业服务网络有望成为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支撑。
从破除省内市场壁垒到对接国际规则，耿国玉委员的提案反映了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法治既是规范市场运行的基础，也是推动开放发展的重要支撑。当市场主体减少无形束缚，当法治服务更好连接国内与海外，山东该区域外贸大省正在探索“双循环”格局下的更高水平发展路径。这不仅关乎营商环境的改进，也指向治理理念与治理方式的深入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