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刚起步的时候，方汉奇就在上海新闻图书馆开始着手处理史料。1953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后，面对的是一堆零散的材料。1980年出版《中国近代报刊史》，这给学科搭建了框架。1997年新闻传播学变成了一级学科，他这一辈子努力总算看到了成果。上海有个北京小伙子，一直扎根在教育第一线。因为想让更多人知道新闻的历史，方汉奇不仅自己教好书，还培养了一大票人才。北京这边有中国人民大学，上海那边有方汉奇的早期工作地，大家都记着他的贡献。现在的新闻传播学科正面临新变化，要想不被淘汰就得像他那样打好基础。当年戈公振写过一本《中国报学史》，他接着写的那几本书就是把这套体系给完善了。现在大家去北京看中国人民大学，还能看见他站在讲台上讲课的样子。方汉奇现在已经是百岁老人了，他带着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们一起走过了好几个年头。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到北京来向他请教，他培养出来的人后来又成了各个高校的骨干。 这位从战火中走过来的老先生，这一辈子都在研究中国的新闻史。他把从上海新闻图书馆开始的工作一直带到了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他在1951年刚教书的时候就开始积累资料，1953年到了北大以后更注重史料的整理。他在1980年出版的书成了后人的范本，到了1997年这个学科正式被承认的时候就更加重要了。 为了让中国的新闻史研究有系统的教材和完整的资料体系，他开创了“史料第一”的研究方法。早年在上海的时候他就系统研读了几万份近代报刊资料。为了编纂那份调查录，他跑遍了上海所有的图书馆。这种对原始文献的执着让他的学术体系变得很扎实。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他出版了好几部著作。除了那本《中国近代报刊史》，后来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和《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也把学科的基本框架搭起来了。更重要的是他推动成立了学术组织还带出了一批人。 从1951年开始教学生涯以来，方汉奇经历了新闻教育从少数试点到全国发展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他的课堂成了全国教师进修的地方。作为首批博士导师他培养出来的人现在遍布各地高校搞教学和科研。 现在我们的学科正面临媒体格局变化带来的挑战。方汉奇那种扎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系统的学科意识就是数字时代的参考。他注重梳理历史脉络的做法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也很有指导作用。 一位学者的百年人生正好对应了一个学科的成长过程。从少年时期辗转求学再到白发苍苍还在操心学问的样子，方汉奇用七十多年诠释了什么叫“择一事终一生”。在知识更新这么快的今天这种对基础研究的持久深耕就是在滋养中国学术精神的根系。 当生日烛光点亮了讲台上的那一刻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百岁学者的光彩更是一部流动的学科发展史里面刻着的就是中国学术薪火相传的精神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