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这块地界，确实有一股子神奇的吸引力，从古至今一直是块吸金石，吸引着各路豪杰纷纷前来。你看那个唐弢，原名唐端毅，他是杭州的记者、评论家，也是文学史家。抗战那会儿，他冲到前线去，写了《风雪华家桥》和《花圈》这些报告文学，用自己的笔墨去拷问民族的灵魂。新中国成立后，他还负责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把新中国文学的家谱给立起来了。还有那个郁达夫，浙江富阳人，留日回来之后就在杭州住下了。他的长篇小说《沉沦》里，喊出了“我们祖国呀！你怎么不强大起来！”这种呼天抢地的话。短篇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更是用孤苦相怜的视角，把旧社会的那种阴冷劲儿全给看透了。他的旧体诗写着“身世飘零似落花”，跟散文里那种炽烈劲儿形成了鲜明对比——既有柔情也有怒火，这正是近代知识分子最真实的写照。 再来说说清代的俞樾，他号曲园居士，老家是浙江德清的，后来搬到了杭州。他是道光年间的进士，研究经史那一套很有一套，“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这就成了他自己的一家之言。他写的那几本《群经平议》和《诸子平议》，被大家誉为“清代训诂双璧”。晚清科举改策论的时候，他第一个开办了“经学讲舍”，弟子遍布浙江一带。他在西湖书院当山长的时候，亲自订了《诂经精舍章程》，定下了“学必求是、问必踏实”的规矩，让曲园里的灯火能跟西泠钟声一样千年不灭。 北宋的时候有个林逋，字君复，号和靖先生，是钱塘那边的望族出身。早年科举不顺心就遁迹江湖了，跑到孤山上盖了个屋子，“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他写西湖“湖上春来似画图”，写灵隐寺“楼台耸碧岑”，诗风特别淡远幽微，就像湖面的晨雾一样。他的字也跟人一样清劲似瘦竹，故宫里藏着他的墨迹《秋日西湖写怀》卷，每次展出都能把人给看呆了。 再往前追溯到唐代，就有个白居易。这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老家在山西呢，结果把杭州当成了第二故乡写进了诗卷里。他在杭州当官的时候说“最爱湖东行不足”，一句就把西湖春晓给道尽了。卸任后还总念叨：“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一直到老了还托人捎话过去说“曾为县令知风俗”。他拿笔杆子给杭州做了最早的“城市名片”，把“白沙堤”变成了后世的“白堤”。 还有那个苏轼，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是把这辈子最潇洒的日子都留给杭州了。宋神宗熙宁四年他在杭州当通判的时候，政绩那是相当显著：疏浚西湖、修筑长堤、还办医院呢。喝得大醉的时候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一句就把西湖的灵魂给抓住了。卸任后他还想着“吴侬生长西湖水”，直到晚年北归的时候还要绕过来听一次钱塘潮声。 到了1935年那个年头啊，弘一法师李叔同来到杭州灵隐寺修行去了。他早年留学日本剪发明志；回国后还当过教育总长、故宫理事呢。“长亭外，古道边”的《送别歌》到现在还在唱着呢；晚年闭关写经，“悬腕写楷书三千遍”，字迹还是那么秀朗如初学少年一样。他出家不是为了逃离尘世，而是把繁华给走成了清寂——在喧嚣和寂静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再说当代的茅盾原名沈德鸿，桐乡人。长篇小说《子夜》用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命运折射出整个时代的躁动；《春蚕》《秋收》把江南农村的呼吸都系在这一丝一缕上。他还主编《小说月报》，大力推广鲁迅、巴金、老舍这些人的作品，“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影响了好几代人呢。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当了文化部副部长，“把文艺放到整个社会机器中去考量”，让文学变成了时代的发动机。 杭州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人才呢？原因有三个：首先是山水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不是瞎说的，西湖十景、钱塘江潮、西溪湿地凑在一起就是天然的书房。其次是学风浓厚。从宋代四大书院到近代的之江大学、浙江大学，文化教育的基因一直都没断过。最后是包容性强。吴越王搞了个“钱塘移民实边”的政策开启了多元的先河；“东南名郡”的地位让杭州始终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于是乎文人写诗、科学家治学、革命家呐喊、高僧静修——不同的光谱在同一座城里汇聚成了一条璀璨的星河——杭州因为他们而变得永恒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