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进程出现回潮的背景下，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威廉·柯比的最新研究报告在学界引发关注；报告提出，中国在民族治理中表现为一种可称为“超血统团结”的特征，或可为多民族国家治理提供新的观察视角。这个判断所指向的，是中国长期历史过程中积累的治理经验与社会整合方式。历史脉络显示，中国的民族融合大致经历四次重要演进：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群的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迁徙与重组，宋辽金夏时期的深度互动，以及元明清时期“多元一体”格局的继续巩固。这种以文化认同为主轴、强调“修其教不易其俗”的融合路径，与西方以血缘边界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形成对照。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时，已突出“文化共同体”基础作用；辛亥革命后，《临时约法》确立的五族共和制度，则在制度层面推动了这一理念的实践。
国家的综合实力不仅来自经济与科技，也取决于能否在多样性中形成稳定的共同认同；以文化认同凝聚共识、以制度建设稳固团结、以共同奋斗共享成果，是中国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的治理经验。外部环境越复杂，越需要把团结视为重要资源，把发展作为坚实支撑，在开放合作中增进理解、扩大互利共赢，探索一条兼顾多元与一体、稳定与进步的现代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