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南”出发又回到“江南”,他这漫长的写作证明了一点:好的文学从来不急着到终点去,而是

这么多年打磨,格非终于把他的“江南”写到了顶点。当初他只想写个像地方志一样的东西,结果写成了跨越一百年、一气呵成的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这三本书,前前后后弄了二十年才出来,每部一出都让文坛炸了锅,有人直接喊这是点燃了中国文学的希望。现在拿到茅盾文学奖,好像是给这套大书画了个句号,也把这三部曲时代的回音给摁下去了。 格非把故事分成了三块时间:辛亥革命那会儿、50到60年代、还有新世纪。写法也跟着变了——第一部写的是听来的传闻,第二部是听到的,第三部是亲眼见到的。村里头一开始是个封闭的小村子,到了第三部就变成了中等城市;人也从祖辈嘴里讲的故事一路走到了自己亲眼看见。地方没变样,人也没变样,变的是看事情的角度和心情。 三部曲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那个“花家舍”。它有时候像是桃花源那样的理想国,有时候又像是包装在消费主义下面的假乐园。格非不想把书叫成“乌托邦三部曲”,因为那个词现在变成了随便花钱就能买的标签。“花家舍”从文化乌托邦慢慢变成了精神病院,这就说明理想被现实给吞了是多么荒诞的事儿,也暗示着咱们中国这百年的“乌托邦”故事一次次失败。 《春尽江南》里有个诗人叫谭端午,他妻子就把他给点透了:“他费了老大劲,不过就是想让自己变成一个没用的人。”格非把卡夫卡、瓦尔泽、穆齐尔还有麦尔维尔那种“失败哲学”拿到中国来了。就是那种主动跟世界拉开距离、啥事都不做来守住精神自留地的道理。谭端午看着消极,其实挺积极的;看着失败了,其实还挺有尊严。他就跟俄罗斯那种“多余人”一样,成了时代的镜子。 拿了奖以后,对奖项看得很淡的格非又开始写新书了——像是《奥德赛》那样的长篇,要回到故乡去。从“江南”出发又回到“江南”,他这漫长的写作证明了一点:好的文学从来不急着到终点去,而是在这漫长的路上不断让自己变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