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行政争议高发与“出庭难”叠加，法治政府建设面临现实考验。
行政诉讼中，群众往往更关注“谁来回应、如何回应”。
一段时间里，行政案件数量上升、部分单位负责人出庭意愿不足，导致庭审沟通不充分、争议化解链条不顺，既影响司法效率，也削弱政府公信。
基层治理中，征地拆迁、涉企监管等领域矛盾易积累，群众对政策理解存在信息差，一旦缺少有效释法说理，情绪化对立容易升级为诉讼甚至群体性风险。
原因——观念惯性、能力短板与机制缺失交织。
其一，少数单位存在“怕当被告、怕出镜”的心理，担忧出庭“影响形象”，对行政诉讼的制度价值认识不足。
其二，行政机关法治能力结构性短板仍在：专业人员不足、应诉准备不充分、庭审表达与调解技巧欠缺，导致“能应诉但不善化解”。
其三，考核督导、培训提升、典型引领等配套机制不健全，责任链条不清晰，推动“负责人出庭”从倡导走向常态缺少抓手。
影响——从个案应对走向制度供给，带动治理方式转变。
面对瓶颈，聊城市司法行政部门相关负责人王善鲤在承担行政应诉统筹工作期间，以调研为基础，推动形成“1+3”行政应诉模式：以“一把手”带头为牵引，以负责人出庭应诉率提升为核心目标，同时建立庭审观摩、业务培训、考核督导三项机制。
该模式的关键在于把“出不出庭”变为制度性要求，把“会不会应诉”纳入常态化训练，把“应诉之后怎么化解”嵌入全流程管理。
实践表明，负责人出庭不仅提升案件回应质量，也更容易促成当庭释明与实质性和解，减少“案结事不了”的反复。
2023年，聊城在一起涉企行政案件中由市级主要负责同志出庭并参与纠纷化解，形成可复制的经验做法，并在更高层面得到关注，进而推动当地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取得进展。
对策——以司法为民为导向，把制度创新落到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在行政应诉之外，公共法律服务供给能否触达群众，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衡量。
王善鲤担任市级党代表后推动设立司法为民党代表工作室，通过信息公开、热线直通、现场接待等方式，形成党群沟通的固定渠道，常态化开展法律咨询与释法说理。
实践中，针对征地拆迁等敏感事项，他强调先倾听、再对照政策逐条核实，从补偿计算到法定程序、从权利救济到调解路径进行清晰讲解，推动情绪对立转向依法协商。
这种做法的价值在于：把群众诉求转化为可办理的事项清单，把“讲政策”转化为“讲道理、讲程序、讲权利”，在源头上减少误解与冲突。
与此同时，工作室模式向县市区延伸，有助于形成覆盖更广的基层法律服务网络。
转入法治督察岗位后，他提出将督察从“发现问题”延伸到“解决问题”，探索“督察+服务”联动路径，并通过“代表委员看法治”等方式引入多元监督力量，推动问题整改从“单点督促”转向“协同共治”。
这一变化释放出明确信号：法治督察既是规范之尺，也是能力建设的助推器，只有把督察结果与制度完善、队伍提升、流程再造结合起来，才能形成长效。
前景——以制度化、数字化、协同化巩固成果，推动法治建设从“示范”走向“常态”。
下一步，行政应诉与纠纷化解仍需在三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推动负责人出庭应诉与重大行政决策、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衔接，形成从源头预防到末端救济的闭环；二是加强涉企行政争议治理，完善调解、复议、诉讼衔接机制，提升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三是以案例库、培训体系和考核指标为抓手固化经验，推动“能出庭、会回应、善化解”成为行政机关法治能力的基本面。
随着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提升，这类以机制创新带动作风转变、以服务供给促进矛盾化解的探索，有望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从行政复议到法治督察，从机关办公到田间地头，王善鲤用实干诠释了新时代法治工作者的担当。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征程上，正是这些扎根基层的法治"播种者"，将抽象的法治理念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的公平正义，为法治中国建设夯实了最坚实的根基。
他们的探索证明：法治政府建设不仅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这样"闯"的精神、"创"的智慧、"实"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