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山区乡镇和人口密集社区，法律服务供给与群众需求之间长期存在“距离”。
一些群众遇到土地权属、征地补偿、婚姻家庭、社会保障等纠纷时，往往因证据缺失、程序陌生、沟通不畅而陷入反复拉扯；基层干部在村务管理、合同把关、矛盾化解中也面临法律依据不足、操作尺度难把握等现实难题。
尤其在武陵山深处，交通条件、信息渠道与法治资源分布不均，使“看得见的需求”与“够得着的服务”一度不匹配。
原因——一方面，基层纠纷多与历史遗留问题交织，时间跨度长、证据链不完整、各方预期差异大，容易演变为“老大难”；另一方面，群众对法律程序和维权路径了解有限，若缺少及时、权威、可操作的引导，容易出现盲目上访、情绪对立等情况。
与此同时，单靠律师阶段性下乡难以覆盖所有场景，基层法治建设亟需在制度化供给与本土化能力之间建立稳定连接。
影响——利川市以“律师进村”破题，将专业法律服务嵌入基层治理日常，推动矛盾化解关口前移、依法办事习惯养成。
以都亭街道教场社区为例，依托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值班律师常态化接待来访居民，提供面对面咨询，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找到“说理处”。
数据也反映出服务的广度与频度：2025年，利川律师进村2000余次，提供法律咨询1000余人次，审查合同130余份，代写法律文书96份。
更重要的是，通过专业人员的中立释法、程序指引和风险提示，不少纠纷在萌芽阶段得到疏导，有效减少“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的治理成本。
对策——利川市探索形成较为系统的工作路径：其一，服务方式从“等客上门”转为“主动下沉”，以“驻村坐班+巡回走访”双线运行，既在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集中受理，又直达田间地头、院坝火炉边等“第一现场”，提升响应速度与可及性。
其二，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群体，推出电话预约、上门服务等便民措施，把公共法律服务延伸到最末梢。
其三，以“1+N”（1名法律顾问+N名乡村法律明白人）结对模式培育本土力量，通过案例剖析、新法解读、实务培训等方式，指导村（社区）干部和“乡村法律明白人”依法审查民事合同、规范村务管理、处置邻里纠纷，推动基层法治服务从“外部支援”转向“内生能力”。
目前，利川已在305个村（社区）实现法律顾问全覆盖，分层级培养“乡村法律明白人”4280名，形成覆盖广、扎根深的基层法治队伍网络。
在具体实践中，依法释理的成效尤为直观。
针对一起跨越多年的征地补偿纠纷，因年代久远导致签字记忆模糊、笔迹难鉴、转账记录缺失，双方各执一词。
进村律师多次入户沟通，既算清经济账，更讲明法律理与可行路径，引导当事人通过合法途径表达诉求，最终推动纠纷妥善了结。
这类以专业解释稳定预期、以程序引导降低对抗的做法，正在成为基层矛盾治理的常用手段。
2025年，利川共参与和直接调解各类矛盾纠纷930余件，调解成功率达97%，在防止矛盾升级、维护基层稳定方面发挥了“减压阀”和“稳定器”的作用。
前景——从更大视角看，“律师进村”不仅是法律服务下沉，更是治理方式现代化的基层实践。
随着乡村产业发展、土地要素流转、农村集体经济壮大，合同管理、产权边界、劳动用工、社会保障等法律需求将持续增长。
下一步，利川若能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服务标准、强化数据化管理与风险预警机制，推动普法与纠纷化解、行政执法与公共服务协同联动，并持续提升“乡村法律明白人”的专业化水平与规范化履职能力，将有望把“事后解决”更多转向“事前预防”，让法治成为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的长期支撑。
从火炉边的调解到田埂上的普法，利川“律师进村”工程诠释了法治的温度与力量。
当专业服务与乡土智慧相融合，当“送法下乡”升华为“种法在乡”，乡村振兴的法治根基必将更加坚实。
这一实践也为全国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复制的“利川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