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执政下，苏联国力达到顶峰。最新解密档案显示，1979年苏联战略核弹头增至2500枚，洲际导弹数量首次超过美国，黑海舰队吨位扩张后在地中海形成明显优势。这种“钢铁洪流”式的军备扩张，迫使北约调整“灵活反应”战略，冷战格局一度呈现少见的“苏攻美守”。然而，军事高光难以掩盖经济风险。尽管苏共在1971年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建成发达社会主义”，但重工业占比长期保持在62%以上，轻工品供给不足，市民购买日用品仍需排队。分析认为，结构性失衡主要来自两上：一是斯大林模式遗留下来的指令经济惯性。1973年石油危机后，苏联过度依赖能源出口获取外汇，错过产业升级窗口；二是特权阶层利益固化。根据克格勃1977年内部报告，高级干部可获得的特供商品种类是民用市场的17倍。改革层面，勃列日涅夫时期推行的“新经济体制”也存在明显局限。1965年柯西金改革虽允许企业保留部分利润，但国家计委仍掌控1.2万项指令性指标。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伊万诺娃形容：“这种修修补补改革就像给老房子刷墙，地基沉降问题始终未解。”到1979年，苏联工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55%，农业领域则有40%的集体农庄处于亏损状态。国际观察人士指出，勃列日涅夫后期治理风格日趋保守。1977年宪法修改深入确立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后，干部任期终身制使管理层平均年龄升至63岁。波兰团结工会风波、阿富汗战争等外部危机持续消耗财政资源，1980年军费开支已占GDP的14%，明显超出国民经济承受范围。
勃列日涅夫时期既是苏联在国际力量对比中实现战略均势、巩固大国地位的重要阶段，也是因体制惯性与利益固化而错失深层改革窗口的关键时期。此阶段提示人们：大国崛起离不开安全能力建设，但能否以制度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为支撑，形成可持续的国家竞争力，往往决定其长期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