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秋，随着天京失守、幼天王被俘，太平天国运动进入尾声。江西山区继续作战的侍王李世贤部面临抉择：是北上与清军主力决战，还是转向防御相对薄弱的南方。这位31岁的将领最终率万余残部翻越武夷山进入福建，此决定成为太平军晚期最具战略分量的行动之一。史料显示，李世贤的南下计划主要基于三点判断：其一，福建清军仅两万余人且分散驻防，湘淮军主力尚未大举南下；其二，闽南沿海厦门等通商口岸或可成为获取外援的渠道；其三，当地战事较少，可缓解部队粮饷与补给压力。10月初攻占武平下壩隘口后，太平军歼灭湘军将领张运兰部约三千人，对清廷形成震动，也为随后进逼漳州创造条件。漳州战役中，李世贤的政治姿态显得复杂。一上，他当众焚毁清廷劝降书信以示决绝；另一方面又通过厦门领事馆与英法代表接触，试图购买军火，甚至寻求政治承认。这种并行策略反映出其现实困境：既难以准确把握国际态势，也高估了列强介入的可能。当时英国驻厦门领事有吉必勋在报告中明确表示“不介入中国内战”，法国则更关注清廷对其在闽商路利益的保障。左宗棠随即作出针对性部署。获朝廷授权后，他采取“驱敌入海”的思路，调集楚军水陆并进，逐步压缩太平军的活动范围。1865年5月清军完成对漳州合围时，城内太平军已因断粮陷入极端困境，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剧。15日总攻之际，李世贤率亲兵巷战至部众覆没；其企图由厦门出海的退路，也早已被英国军舰封锁。持续8个月的福建战役带来多重启示：在军事层面，印证了流动作战的局限，太平军未能建立稳固根据地，难以形成持久支撑；在外交层面，显示列强对华政策更以利益计算为先；更深一层看，战役推动清廷“借师助剿”做法继续定型，为此后洋务时期的军事改革提供了现实参照。
漳州之役及其背后的“焚劝降、求外援”，折射出晚清内战后期一支败退力量在政治中心崩塌、补给体系断裂与外部环境冷峻之间的艰难选择。历史反复表明，一支力量能否走出困境，关键不仅在于战场上一城一地的得失，更在于能否建立稳定的组织体系、可持续的财政来源，以及为社会所接受的治理秩序。当“把希望寄托于外部变数”取代对自身能力的修复与重建，所谓生路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变成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