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加速、产业链重构与绿色转型叠加的大背景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提升国家产业体系韧性与竞争力的关键抓手。
对中央企业而言，既要在关键核心技术和高端制造上实现突破，又要在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中形成可持续的增长极，任务紧迫且复杂。
如何在投资强度上“加码”的同时，提升投入产出效率，推动产业从“有规模”走向“有质量”，并带动上下游共同升级，是当前必须回答的现实课题。
原因——“十四五”以来的进展，体现出顶层牵引与市场机制两方面的合力。
一方面，国资委将新兴产业发展置于全局性工作推进，通过重大工程、人才培养与政策引导，提高央企在战略性领域的组织化程度和协同效率；另一方面，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等方向需求增长明显，技术迭代与应用扩散带来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推动央企在集成电路、生物技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加速布局。
在产业结构上，“含新量”持续提升：新一代移动通信、高端装备制造等优势领域进一步巩固，工业母机、新材料等基础支撑领域稳固托底，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方向加快“抢位”。
影响——规模与动能同步增强，成为央企战新产业发展的突出特征。
数据显示，2025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营收规模超过12万亿元，并实现连续三年“每年新增约1万亿元”的增长，折射出新兴产业正在成为央企增长的重要来源。
投资端的结构变化更具指向性：“十四五”以来央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累计投资超过10万亿元，占总投资比重由“十四五”初期的22%提升至40%以上，说明资金、项目与资源要素正在向新质生产力加快聚集。
与此同时，产业生态的协同度显著提升：央企累计开展54场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行动，发布供需清单近1.5万项，带动1.6万家产业链上下游主体协同创新；创投基金与战新专项基金扩容，首期募资510亿元，强调“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有助于把央企的产业组织能力与社会资本的市场化选择结合起来，提升创新转化与规模化落地效率。
对策——面向“十五五”阶段，关键在于把规模优势转化为技术与产业优势，把单点突破转化为系统竞争力。
国资委提出的“三个突出”，为下一步工作明确路径：其一，突出系统性布局与跨越式发展。
通过研究起草推动央企培育新兴支柱产业的工作文件，引导央企在重大项目投资、领军企业培育、关键领域突破与国有经济布局优化之间形成闭环，避免“重投入轻产出”“重项目轻生态”的碎片化倾向。
其二，突出梯次培育与分类施策。
对前瞻类、引领类、成长类、优势类产业差异化设定任务与路径，有利于既保持对前沿方向的战略耐心，又能在成熟赛道上做强做优做大，形成结构合理、接续有力、韧性更强的产业梯队。
其三，突出体系赋能与协同发力。
围绕产业科技创新、优质主体培育、重大项目落地、应用场景建设、产融协同深化等重点工作，推动央企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与创新链各环节融通发展，以场景牵引带动技术迭代，以协同机制降低创新成本与产业化风险。
前景——从趋势看，新兴产业竞争将更多体现为“技术突破+工程化能力+生态协同”的综合比拼。
中央企业在重大工程组织、产业链整合与应用场景供给方面具备比较优势，若能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数据与算力等新型基础设施、标准体系与质量体系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将有望在若干领域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同时也需关注投入强度上升带来的项目管理、投资回报与安全合规等挑战，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耦合，确保新兴产业发展既跑得快、更跑得稳。
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既是国有企业主动适应新发展阶段的具体体现，也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从12万亿元的营收规模到40%以上的投资占比，从单体企业的创新突破到产业生态的协同发展，中央企业正在以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高效的方式，引领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面向"十五五"，中央企业将继续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加快布局，抢占未来竞争的主动权，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