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深山英烈安葬地分散隐蔽，保护难度长期存在。
云蒙山地势险峻、山路崎岖，部分抗战烈士墓多为战时就地安葬，位置偏远、标识简陋，易受风雨侵蚀、山体落石、野生动物等影响。
随着人员流动加快、乡村人口结构变化，传统口述线索逐渐断裂，一些英烈安葬地面临“难找、难到、难护”的现实挑战。
如何让历史坐标被准确标注、让纪念设施得到长期维护、让瞻仰通道更安全可达，成为基层英烈纪念保护的重点课题。
原因——历史条件与自然环境叠加，基层力量的连续性尤为关键。
1942年“臭水坑惨案”中，丰滦密联合县县长沈爽带领战士英勇抗敌、宁死不屈，30名将士壮烈牺牲后就地安葬于云蒙山。
由于年代久远、地形复杂，墓址信息多依赖零散记忆，缺少精确坐标与清晰路径。
2008年密云有关部门启动寻访工作后，牛盆峪村根据老一辈讲述线索组织上山搜寻，靳宗友与父亲在缺乏明确目标的情况下，靠开路、攀爬、反复排查，最终在岩石缝隙间发现刻有“纪念碑”“卫国爱民”等字样的墓碑，填补了这处英烈纪念地的“定位空白”。
此后，英烈墓虽被确认，但“日常巡护谁来做、长期维护怎么做”的问题仍需持续力量接续。
靳宗友曾有从军经历，对保家卫国精神感受更深，也因此将一份承诺转化为长期行动，成为深山护陵的稳定支点。
影响——一名村民的坚持，带动红色记忆从“被发现”走向“被守护”。
十七年来，靳宗友平均每月进山一次，往返约20公里山路，累计徒步超过13000公里，常年面对灌木乱石、陡崖险坡以及野猪、毒蛇等风险。
2019年修葺烈士墓期间，水泥、沙子等建材需人力肩扛上山，他带领村民连续多日搬运，合计完成约3吨建材运输，保障了修缮进度与质量。
英烈墓得以保持整洁完好，瞻仰祭扫也逐步形成常态化。
更重要的是，这种守护让历史叙事从书本与纪念日延伸到日常生活：清明、烈士纪念日等节点，越来越多群众沿着被开辟的山路前来祭扫，红色资源的社会教育功能被激活，爱国主义教育有了更具象、更可感的场景。
对策——以制度化、社会化、数字化协同，提升英烈纪念地保护韧性。
一是完善保护责任链条。
对偏远英烈墓等点位建立动态台账，明确属地管理、日常巡护、应急处置和年度维护责任，推动从“靠个人自觉”向“有人管、有人护、有人查”转变。
二是强化基础设施与安全保障。
在尊重生态与原貌前提下，适度完善路径标识、防滑加固、危险点提示与通讯应急预案，提升祭扫群众安全性，减少自然灾害对设施的损害。
三是壮大社会参与力量。
靳宗友发起成立牛盆峪村志愿护陵队伍，吸纳老中青力量分工协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乡村志愿服务模式。
可进一步通过培训、保险、物资支持与激励机制，稳定队伍、提升专业性。
四是加强红色资源阐释传播。
围绕英烈事迹、战斗背景与地方抗战史开展口述史整理、展陈与研学活动，让“英烈在哪里、为何牺牲、精神是什么”讲得清、讲得准、讲得动人，增强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情感认同与历史认知。
五是推进信息化保护。
对英烈墓址进行规范测绘、影像记录与信息录入，形成可追溯的保护档案，为巡护频次、修缮需求与风险预警提供依据。
前景——从一条山路到一套机制，红色资源保护将更可持续。
随着公众纪念需求提升与红色教育常态化推进，偏远纪念地的到访量与维护压力同步增加。
以基层自觉为起点，叠加制度保障、专业支撑与社会协同，可推动英烈纪念保护从“点上守护”走向“系统治理”。
靳宗友把守护誓言写入家训、带孩子上山参与祭扫，也提示了精神传承的路径：让下一代在参与中理解牺牲与担当，在行走中完成记忆接续。
未来，若能把志愿护陵队与村级治理、文明实践、国防教育、文旅融合等工作有机衔接，既能守住历史坐标，也能在乡村振兴中培育更坚实的共同体意识。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代人到代代人，靳宗友用脚步丈量出的不仅是崎岖山路，更是一条传承红色精神的心灵之路。
这种自发守护烈士墓的民间力量，正是中华民族尊崇英雄、铭记历史的最好见证，也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鲜活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