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技艺焕新生 贵州印江土家花灯匠人赶制传统花灯迎马年

问题:在城乡生活节奏加快、年轻人外出增多、传统技艺“断层”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如何让土家花灯既保留原真技艺与文化内核,又能在当代社会持续被看见、被使用、被传承,成为印江新年文化实践中的现实课题。

花灯不是简单装饰物,它与歌舞、锣鼓、曲牌相连,关系到节庆仪式、乡土记忆与地方文化认同,一旦传承链条松动,损失的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一个地区的文化表达方式。

原因:一方面,花灯制作工艺门槛高、耗时长。

以高灯、走马灯为例,竹篾取材、骨架编制、接口拼接、彩绸装裱、绘饰点染等环节环环相扣,任何一步粗疏都会影响整体造型与舞动效果。

印江土家花灯第11代代表性传承人郑黔东介绍,传统花灯制作需多道工序并反复调试,才能做到灯影流转、动静相宜。

另一方面,传统年俗在现代生活方式中被压缩,市场化产品分流了手工花灯的需求;同时,学习周期长、收入不稳定,使得“愿意学、学得成、留得住”的青年传承人相对不足。

第三,文化消费升级也提出新要求:群众既期待传统韵味,也希望题材、设计更贴近当下,传统技艺需要在守正中创新。

影响:土家花灯在印江不仅是年节“热闹”的象征,更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纽带。

据地方资料,贵州花灯源流可追溯至明代相关历史背景,印江观灯习俗在宋元时期已较为兴盛,千年传承使其形成兼具形、色、声、光、动的综合艺术特征。

新年赶制花灯、组织验灯与展演,直接带动社区节日氛围升温,增强群众获得感与归属感。

在易地搬迁安置点兴民社区,锣鼓声起、丝弦悠扬,传统节目登场,居民在家门口看灯、赏曲、参与互动,节庆文化成为凝聚邻里关系、培育新型社区共同体的重要抓手。

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活态展演让非遗从“馆内展示”走向“日常生活”,使传统技艺在真实使用场景中完成传承与再生产,并为地方文旅和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内容支撑。

对策:守护与发展土家花灯,需要“人、技、用、场”联动发力。

其一,完善传承梯队,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师徒传习、校地合作、公益培训,把扎制与表演同步纳入培养体系,避免“只会做不会演”或“只会演不会做”的单向断裂。

其二,推动技艺标准化记录与数字化建档,对关键工序、传统曲牌、经典灯型进行系统整理,在尊重传统规律基础上形成可复制的教学资源。

其三,拓展应用场景,把花灯从“节日一次性消费”延伸到社区活动、研学课程、公共空间展示和文旅产品开发,形成稳定需求,增强从业者获得感。

其四,鼓励适度创新,在不破坏核心工艺与审美范式的前提下,围绕生肖、节庆主题等进行题材更新与设计优化,提升年轻群体参与度,让传统更好融入现代生活。

前景:从今年马年灯芯与造型寓意的设计,到将花灯送入搬迁社区开展验灯仪式,印江的实践显示,非遗传承正在从单一的技艺保存,转向与公共文化服务、基层治理、文旅融合相结合的综合路径。

随着乡村振兴持续推进、民族地区文化自信不断增强,花灯所承载的节庆礼俗与审美精神将获得更广阔的舞台。

未来,若能进一步形成“节庆带动、社区常态、研学支撑、产业协同”的发展模式,印江土家花灯有望在守住传统底色的同时,拓展更强的传播力与影响力,让千年灯火在新时代持续明亮。

当郑黔东老人将马年主题灯芯装入六棱灯架时,竹篾间跃动的不只是光影,更是一个民族对时间的诗意丈量。

从宋元时期的元宵灯会到新时代的社区舞台,印江花灯见证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生动实践。

这种扎根泥土又仰望星空的传承智慧,或许正是非遗在当代存续的最佳注脚——既要做岁月长河里的守灯人,更要成为照亮未来的点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