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0年起，马龙不仅在首都师范大学做副教授和书法硕导，还常到中办万寿路俱乐部给省部级领导讲课。领导们说跟着他写毛笔字比打球还累，进步也快。到了2012年11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给他题了一百多字的跋文，这是建国以来最高规格的“长跋”。面对着满屋子的掌声，他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我还能写得更好。”也是在2012年，北京市教委把海淀区民族小学纳入了“高参小”项目，点名让马龙当艺术副校长。这样一来，他的生活变得特别忙。一周里要给本科生讲理论课，给研究生示范如何写字，给部长写牌匾，给小学生画汉字卡通画，还要去社区开公益讲座。 但他没有在这份忙碌中迷失自我。在给他写推荐信时，博士生导师曾这样评价：“像这样的好学生，真是可遇不可求。”导师赵振乾教授也说他是自己最得意的弟子。白天教书，晚上看书，凌晨还要写字。在他看来，学术和书法根本不是两条平行线。赵振乾曾对他说：“你是把书法当文化看。”这份执念让他在首都师范大学读博时每天七点进书法院，凌晨一点才离开。整整四年时间，他在孤灯下写出了3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宣和书谱〉研究》。 2015年10月，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极限挑战：用36天写完《心经》36种不同的风格。其中很多种写法之前从没试过，甚至连雏形都没有。他完全即兴发挥，随时起意随时成形。同行们看了之后感叹道：“这不是才华，这是功夫。”常人穷一生之力都难成一体，他却能在36天内不断“换脸”。 马龙把自己对书法的理解概括为“文化之学”。中国书法不仅仅是点画之学，还是汉字的文化基因。若只盯着“好看”看，就好像只看见了树叶而没看见森林。因此他在课堂上总是先讲文化背景再讲技法流程；先让学生读懂碑帖里的时代精神再动手临摹。这种逆向教学法让不少研究生感叹道：“原来写字也能写进历史。” 2015年10月发生了一件大事：北京市教委把海淀区民族小学纳入了“高参小”项目，点名让马龙担任艺术副校长。这样一来，他在五天里要切换五种不同的身份：在大学教室里讲严谨的考据；在小学操场上教会唱歌的线条；在社区长廊里写邻里共享的烟火气。 硕士导师赵振乾教授曾说：“马龙是我最得意的弟子。”博士生导师也曾在推荐信里写下：“像这样的好学生，可遇不可求。”荣誉加身之后他并没有停下脚步。对他来说新雷已经响了春芽也破土而出了但他仍甘愿再坐十年冷板凳只为让下一声春雷来得更加震耳欲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