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安理会决策受阻与集体安全效能被质疑 3月18日至20日，第八届国际战略与安全论坛北京举行；与会嘉宾围绕全球安全形势、地区冲突外溢风险、国际规则演进等议题展开讨论。新加坡前驻美大使、现任巡回大使陈庆珠在发言中指出，联合国在处理多项重大热点问题时屡遇掣肘，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使用方式与频率，正在成为影响安理会行动能力与公信力的关键因素。她认为，在现行表决机制下，常任理事国一票反对即可阻断实质性决议，容易使安理会在危机面前陷入僵局，进而削弱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响应效率。 原因——大国分歧加深与规则供给失衡叠加 分析人士指出，安理会否决权源于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制度安排。《联合国宪章》确立涉及的机制，初衷是促使主要大国在重大安全议题上形成最低限度一致，避免因大国对立导致国际机制失灵。长期以来，此制度在维护战略稳定、防止大国直接对抗诸上发挥过作用。 但近年来，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安全议题的阵营对抗色彩上升，加之全球治理与互信不足扩散，安理会内部协调难度明显增加。一些热点问题讨论中，各方在停火、人道通道、制裁与责任认定等关键环节立场尖锐对立，否决权也更频繁地成为争议焦点。陈庆珠在论坛上的表态，正是基于这一现实表达对机制运行效果的担忧。 影响——中小国家安全焦虑上升，全球治理共识承压 陈庆珠表示，若安理会在应对冲突与危机时难以及时形成有效行动，国际社会可能面临“强权逻辑”回潮的风险。与会多名人士认为，中小国家更依赖规则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既担心冲突外溢冲击贸易、能源与金融，也担心在大国博弈中被动承受外部后果。新加坡作为航运、金融和贸易枢纽，对海上通道安全、供应链稳定与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尤为敏感，其相关倡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部分中小国家对“更具代表性、更可执行的多边机制”的期待。 同时，否决权改革牵涉权力结构与责任分担，任何调整都触及大国核心关切。若缺乏可行的制度路径与政治互信，讨论容易陷入对峙，甚至加剧联合国体系内部分裂，进而影响国际社会在反恐、气候、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氛围。 对策——在尊重宪章框架下推进增信与改进机制 围绕联合国改革的讨论由来已久，主要方向包括提升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增加透明度与问责等。2022年，联大通过相关决议，要求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后到联大说明并接受讨论，被认为有助于增加政治与道义压力，但并不改变宪章所赋予的制度性权利。 多位专家认为，推动改革应循序渐进，兼顾效率与公平：一是完善安理会工作方法，提高信息公开与协商质量，减少“程序性对立”挤压实质议题；二是鼓励常任理事国在涉及大规模人道危机等议题上保持克制，更及时回应国际社会关切；三是推动联合国系统与地区组织形成互补分工，在斡旋、停火监督、人道救援等上提升协同效率；四是围绕席位结构与代表性问题，继续广泛协商基础上凝聚最大公约数，避免“非此即彼”的制度冲撞。 中方代表在联合国多次强调，否决权是避免大国对抗的重要制度安排，同时应审慎行使权力、切实承担责任，兼顾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与会人士认为，改革重点不在于简单削弱某项权利，而在于推动主要大国回到对话协商轨道，在规则框架内管控分歧，避免把安理会变成对抗工具。 前景——改革呼声将持续上升，路径仍取决于政治意愿与共识积累 从趋势看，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热点问题此起彼伏，联合国改革的现实压力将持续增加。中小国家对公平代表性与有效行动能力的诉求会更突出，相关议题也可能在更多多边场合被反复提起。但受制于宪章修改门槛、成员国利益差异与大国战略互疑，短期内对否决权进行根本性制度改造难度较大。 业内普遍认为，更具可操作性的方向，可能是先从“使用规范、透明度提升、危机领域克制承诺、程序优化”等上推进渐进改良，通过持续积累信任与合作成果，为更深层次改革创造条件。各方能否在维护多边主义、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上形成更稳定共识，将直接影响改革前景与全球治理效能。
当陈庆珠在北京发出改革呼吁时，背后指向的是百年变局下的一道现实难题：如何构建更能反映多极化趋势的国际秩序？否决权之争是权力再平衡的缩影，既要回应中小国家的合理关切，也需警惕激进改革可能带来的体系震荡。制度的生命力，或许就在于在稳定与适应之间不断校准。未来改革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要大国能否在规则框架内重建对话与合作，避免对抗逻辑主导国际安全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