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人口结构变化、家庭育儿压力加大与女性就业需求并存的背景下，如何让婴幼儿托育既“托得住”又“育得好”，成为不少国家公共政策面临的共同课题；实践中，只强调照护容易出现教育缺口，而过度“学科化”又可能偏离婴幼儿发展规律。俄罗斯围绕0—3岁婴幼儿教育的制度调整，提供了一种应对这些矛盾的思路。 原因：俄罗斯托育机构功能定位的转变，是其政策演进的重要起点。苏联时期，托育机构主要承担社会支持与医疗保健职能，重点在解放劳动力、提供基本照护，主管体系多由卫生领域统筹，强调健康监测、日常看护与安全管理。苏联解体后，经济社会结构重塑，人口政策与教育现代化需求叠加，托育服务被重新界定为儿童早期发展的关键环节，教育属性随之上升。2012年，俄罗斯修订《教育法》，以法律形式明确婴幼儿教育属于学前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国家为0—7岁儿童提供免费学前教育，由联邦教育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推动“托育融合”在制度层面落地。此后出台的涉及的标准文件继续将游戏、创造性活动、社会交往与体育活动等纳入3岁以下儿童的教育质量要求，推动托育从“看护型服务”转向更注重发展的服务模式。 影响：一是增强政策的系统性与落地性。主管部门调整后，托育机构在目标、标准、人员培训与评价框架上更容易与学前教育衔接，减少“照护—教育”两张皮的问题。二是强化儿童发展的连续性。俄罗斯将0—7岁视为连续发展阶段，在政策与标准中强调“阶梯式”“连贯性”，有助于减少入园前后目标与方式的突变，降低儿童适应成本。三是推动课程从单一领域转向综合整合。其分龄任务多以儿童真实生活经验为中心，将社会交往、认知、语言、艺术审美与身体发展统筹起来，强调在互动与游戏中发展能力，避免过早“学龄化”。 对策：从俄罗斯做法看，推进0—3岁婴幼儿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至少需要三上支撑。其一，明确公共属性与权责边界。通过法律与标准确定基本公共服务定位，形成稳定投入、统一监管与质量底线。其二，构建贯通式学前教育框架。以0—7岁连续体系为参照，在目标体系、保教活动、机构衔接与儿童发展评估上保持一致，避免“各管一段”。其三，突出语言发展与社会互动的整合路径。俄罗斯方案中，语言并非独立学科，而是认知活动的工具、社会交往的媒介。对婴幼儿而言，语言往往在亲子共读、同伴互动、规则体验中自然生长，有助于形成信任感、表达意愿与初步文化认同。对我国而言，在推进托幼一体化建设时，可进一步把早期阅读纳入日常保教活动体系，加强面向家庭与机构的指导，避免将早期阅读简化为识字训练或单向灌输。 前景：随着各国持续加大生育支持政策与托育公共服务投入，早期教育的关注点正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能否持续”。俄罗斯经验表明，托育体系现代化不只是扩容增量，更是治理结构与课程理念的重新定位。面向未来，我国在完善托育服务供给的同时，需要推动保育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强化分龄目标与一体化课程建设，并以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为依据，在生活化情境中打通语言、认知、社会性与审美体验。据悉，围绕“构建根植中国、面向未来的早期阅读新范式”等议题，相关研讨活动将于4月在南京举办，聚焦早期识字与早期阅读的科学关系、原创图画书中的文化表达以及一线实践路径，为行业搭建交流平台。
面向0—3岁的公共服务，看似是托育供给问题，实质关乎国家如何为最早期的发展机会提供制度保障；将托育纳入教育治理框架、以0—7岁连续体系统筹目标，并在游戏与互动中促进语言、认知与社会性融合发展，体现出早期教育从“补位式服务”走向“发展型公共政策”的趋势。越是面向幼小生命，越需要稳定、连贯、可评价的体系支撑，也越需要在本国文化土壤中找到可持续的教育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