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在包办婚姻的阴影下，经历了一段痛苦的家庭悲剧。17岁的徐悲鸿渴望自由，他对包办婚姻深恶痛绝。父亲告诉他，他的亲事已定，徐悲鸿决定离家出走，奔赴上海寻找自己的艺术天地。然而，父亲病重的消息让他不得不返回老家，面对不可避免的婚姻。新娘子只被称为“徐氏”，徐悲鸿对这场婚姻充满了怨恨。洞房花烛夜，他把怨气写进了每一次凝视。第二年，儿子徐吉生出生了。父亲却含恨而终。徐悲鸿给儿子取名“劫生”，把对包办婚姻的愤怒转嫁到了儿子身上。母亲和祖母心疼孩子，偷偷将他的名字改为“吉生”，希望他能逢凶化吉。然而，这个名字并没有改变徐吉生的命运。父亲对他几乎从不抱在怀里，直到发现他有绘画天赋才有所改变。不幸的是，吉生在四岁时夭折。徐氏失去唯一的精神支柱病倒后再未起身。更加令人痛心的是，徐悲鸿正与蒋碧薇热恋并在上海生活时，徐氏病逝他也没有赶回家见她最后一面。儿子去世和原配离世让徐悲鸿的“自由之路”彻底结束。蒋碧薇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提到徐悲鸿把所有热情都给了艺术创作和蒋碧薇自己身上。徐悲鸿在乱世中抛弃了妻儿独自逃命、给孩子买三等座而自己坐二等座、在欧洲为了几百欧元与人斤斤计较。在艺术上他是巨匠，但在家庭中却像个逃兵。这段往事告诉我们包办婚姻本身并不是原罪，真正摧毁婚姻的是冷漠与逃避；孩子是爱情的结晶而不是“劫难”的替身；自由若以牺牲亲情为代价则只是另一种囚笼。徐悲鸿在欧洲博物馆里看到自己的素描被众人围观时可能没有意识到那段被辜负的童年和母亲临终时的呼唤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