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学科基础薄弱与研究范式“水土不服”并存 20世纪初，我国动物学与生物学研究起步较晚，基础薄弱。教学与研究长期依赖少量标本和零散资料，课堂内容容易停留在概念讲解。，不少教材和研究框架直接沿用海外体系，研究对象与我国资源禀赋和生产实际不匹配，难以回应国家发展与民生需求。学科建设因此面临“双重短板”：一是基础条件不足，二是研究范式缺乏本土支撑。 二、原因：条件匮乏叠加动荡环境，自主积累亟待破题 上述局面的形成，既受科研经费紧张、机构体系薄弱等客观条件限制，也与系统性野外调查和标本体系建设长期缺位有关。加之社会环境不稳定、人才培养链条不完善，学科难以形成持续的资料积累与学术传承。鉴于此，如何用有限资源搭建“看得见、用得上、能延续”的学科基础，成为推动动物学发展的关键问题。 三、影响：以标本与专著为支点，撬动本土动物学体系起步 秉志的学术实践，正面回应了动物学“从无到有”的时代需求。1920年他学成归国后在南京任教，面对经费不足的现实，通过多方联络，探索“集资采集、按比分配”的方式，带领助教赴烟台等地开展持续的沿海采集。历时数周，团队获得本土海产动物标本5000余件，显著缓解了教学对高价进口标本的依赖。其中一部分标本分配给参与协作的学校用于教学，一部分留作高校研究，成为我国早期动物学教学与研究的重要物质基础，也在当时明确了“以自力更生夯实基础能力”的建设路径。
从沿海滩涂一次次俯身采集，到实验台前细致梳理鲤鱼结构，秉志用一生回答了“科学如何在贫瘠处生根”的问题。他留下的不只是标本与著作，更是一种面向现实、扎根本土、以实证求真的治学方法。今天纪念这位科学前辈，更应把这种精神转化为加强学科基础建设、提升原创能力的具体行动，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拓展中国生命科学的广度与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