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基层治理事务量大、信息分散、处置链条长，是影响治理效能的突出矛盾。
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矛盾纠纷多样化、风险隐患隐蔽化、群众诉求多元化等新特点，一些地方仍不同程度存在数据口径不一、部门壁垒较强、重复采集较多等问题，导致基层在“摸排—研判—处置—反馈”环节出现效率偏低、协同不畅等情况。
同时，基层干部负担偏重、表格台账多头报送等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抓落实、做服务的时间精力。
原因：治理现代化需要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打通流程，但长期以来社会治理数据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系统中，标准体系和共享机制不完善，形成“数据孤岛”。
此外，矛盾纠纷处置往往跨部门、跨层级，线下流转依赖人工协调，容易出现信息滞后、重复核验、责任边界不清等问题。
随着治理场景更复杂、风险传播更快，传统经验式研判难以满足“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的要求。
破解这些堵点，必须以统一的数据底座支撑协同治理，以智能化手段提升研判能力，并通过流程再造减少重复劳动。
影响：围绕“大数据赋能基层治理”，贵州政法系统以省综治信息系统为核心，推动治理模式由“人海战术”向“数据驱动”转变。
会上介绍，省委政法委聚焦“人、地、事、物、组织”等基础要素，推进数据采集标准统一和共享机制完善，持续汇聚实有人口、住所、建筑物、重点人员等关键数据，累计汇聚各类数据超过6900万条，并于2025年向省基层治理主题库共享数据9675万条，为跨部门联动处置提供了更坚实的数据支撑。
依托数据中枢的持续完善，“数据多跑路、人员少跑腿”的效应逐步显现，基层对信息的掌握更及时、对风险的发现更前置、对处置资源的调度更精准。
在协同处置方面，系统横向联通公安、法院、信访等40余个行业部门，纵向贯通省、市、县、乡、村、网格六级，形成线上贯通的工作闭环，并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在线系统”，实现隐患“一张网收集、一站式办理”。
数据显示，2025年系统汇聚矛盾纠纷134万余件，办结率达到97%，推动更多矛盾在基层、在源头化解，进一步提升了群众办事便利度和治理响应速度。
对重点人员服务管理，系统通过电子台账把危险等级、帮扶情况等要素纳入统一管理，推动走访服务更有针对性。
2025年累计走访服务相关人员583万余次，为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提供了更可操作的抓手。
总体看，通过数据要素的持续汇聚与闭环管理，基层能够更早识别“苗头性”问题，部门之间也更容易形成合力，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处置迟缓。
对策：在夯实数据底座基础上，贵州政法系统把提升研判能力作为突破口，抓住智能技术发展机遇，在综治信息系统中部署国产大模型，探索对矛盾纠纷风险进行“精准画像”和客观评价。
系统通过智能识别风险要素、自动计算风险分值、生成办理建议，为基层干部提供可参考的处置路径，推动由“事后应对”向“事前预警”转变。
2025年系统调用相关能力1509万次，自动分析预警不同等级矛盾纠纷27万余起，助力风险“处置在早、化解在小”。
这一探索表明，智能研判并非替代基层工作，而是将其前移、细化、标准化，为基层提供更及时的提示、更清晰的优先级和更可执行的建议，从而提高治理决策的科学性与一致性。
同时，减负增效被纳入系统建设的重要目标。
省委政法委会同省大数据局、省统计局优化基层治理数据字段，将网格员采集的政法工作数据从160项精简至36项，推动“一网融合、一表采集、一库共享”。
系统还能自动生成“民转刑隐患排查化解报表”等常用台账，2025年累计自动生成报表12.5万余份，并承接残联、民政等部门数据采集任务，减少重复录入和多头报送。
实践显示，只有把“让基层少填表、多办事”落到具体字段、流程和工具上，数字化建设才能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和群众获得感。
前景：面向下一步工作，省委政法委表示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双向拉动，在省大数据局支持下，重点探索大模型等智能技术在政法领域的深度应用，持续完善综治信息系统功能。
可以预期，随着数据标准进一步统一、共享机制进一步顺畅、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跨部门协同将更高效，风险防控将更前置，基层减负将更可持续。
与此同时，围绕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算法可解释性与责任边界等问题，也需要在制度规范、技术防护和人员培训上同步发力，确保智能应用在法治轨道上安全、稳妥、可控运行。
当数据要素成为新时代的治理基石，贵州政法系统的探索证明，技术赋能不是简单的工具升级，而是治理理念的重构。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如何让科技之"智"更好转化为治理之"效"，仍需在制度创新、安全保障、人文关怀等方面持续深化。
这既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必答题，更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