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家傅惜华统计，元代杂剧取材于《史记》的多达一百八十种，现存元杂剧中更是有十六种直接来自太史公之手。春秋战国题材的小说，像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寒川子的《战国纵横》，也都从中汲取养分。汉代的刘歆、班固在他们的目录学著作中，仍然把史部之书附在经学之后，而司马迁则是第一个站出来的人。他用一部《史记》证明了历史的独立性，像萧何月下追韩信、蔺相如完璧归赵这些事件，让“人”成为了历史的主角。 两千多年来的正史体裁，从《春秋》的编年体、《国语》的国别体转向纪传体，这一变革可以追溯到司马迁的创举。西晋的荀勖顺应时代潮流，把历代典籍分为四部，这才让史学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为了区别于《汉书》的作者班固，后人将《史记》称为《太史公书》，这部书中包含了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像一张脉络清晰的蛛网。书中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涵盖了三千多年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地理等方方面面。 鲁迅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指出了它在文学上的高度。作为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的名篇之一，《廉颇蔺相如列传》展现了司马迁文直事核、辨而不华的写作风格。他通过互见法和类型化塑造人物，把复杂的历史变成波澜壮阔的叙事诗。宋元戏文、明清传奇以及京剧、川剧等地方戏，都把《史记》的故事一直演到了今天。 除了给后世小说和戏剧提供原型，《史记》还是传记文学的方法论源泉。这部书让史学从经学的附庸变成了独立的门庭，让文学有了自觉意识。司马迁在《吴王濞列传》里写下的“同好相留”等句子把人性写透了，让史家与读者第一次看清了历史与人的双向奔赴。他自述“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正是这部巨著的灵魂所在。《史记》让中国人记住了“通古今之变”，它像一条暗河滋养了此后每一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