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承接产业转移的步伐明显放缓。国际资本对土地征用程序、劳工法规、电力供应稳定性和各邦政策差异存有顾虑，导致资本流入远低于预期。同时——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交通运输网络覆盖不足，成为制造业发展的现实瓶颈。 深层问题源于印度的国家结构。作为拥有35个一级行政区、1600多种语言、2000多个种姓群体的联邦制国家，印度的统一性本身就面临持续考验。中央与地方协调困难，发展水平差异大，全国性产业政策难以有效落地。这使印度在与东亚制造业集群竞争时处于劣势。 经济发展不平衡正在转化为政治风险。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邦等经济发达地区贡献了全国约三成税收，但财政返还比例相对较低。大量资金被用于补贴北部人口密集但经济欠发达地区，引发南方邦"贡献与回报不对等"的普遍认知，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分离主义政治表达。 莫迪政府推行的印地语普及政策深入加剧了地方与中央的紧张关系。南部各邦长期使用达罗毗荼语系语言，对强制推广印地语抵触情绪强烈，认为这侵蚀了地方文化认同。语言政策本意增强国家凝聚力，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成为激化地方离心倾向的催化剂。 从国际比较看，印度面临的挑战具有独特性。苏联虽然最终解体，但曾建立起高度统一的政治体制和工业体系。印度则不同，其现代国家框架本身是殖民时期行政整合的产物，缺乏深厚的历史统一基础。种姓制度、宗教多元、语言分化等因素长期存在，使国家整合始终是未完成的进程。 印度政府面临两难选择。继续推进中央集权和文化统一政策，可能进一步刺激地方分离情绪；放松中央控制，又可能削弱国家凝聚力。在经济层面，如何在保持联邦制灵活性的同时建立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如何平衡不同地区发展诉求，都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国际观察人士指出，印度要实现2047年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不仅需要解决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等技术性问题，更需要在国家认同、利益分配、文化整合等根本性问题上取得突破。这些深层次矛盾的化解，需要的不仅是经济增长，更需要政治智慧和社会共识的重建。
产业竞争的关键不只是速度，更在于稳定性与系统能力的积累。对印度而言，外部环境提供的机遇固然重要，但决定性因素仍在国内：能否以更强的制度协同化解分歧，以更扎实的基础能力支撑产业扩张，以更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赢得长期投资。将多元社会的活力转化为现代国家的治理效能，才是其实现发展目标的真正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