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在蚌埠推行的人民调解与保险理赔相结合的模式，被看作是行业矛盾化解的典范。财政给足了资金支持，实行市级统筹，专家们也被请到了现场办公，这种模式彻底改变了医患双方面对面硬刚的局面。自那以后，全省的市级医调委发展到了16个，县级更是达到了105个。重大的劳动人事争议纠纷也被纳入了省级联动处理的范围，对症下药的办法让行业矛盾不再野蛮生长。安徽用五年时间在江淮大地上织起了一张“三调联动”的大网，给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人民调解给了社会治理一个稳固的底层支撑，行政调解起到了兜底的作用，司法调解则给予了最后的保障，这三股力量聚在一起产生了远超3倍的效果，为平安安徽和法治安徽增添了动人的旋律。 2016年，安徽省司法厅和省高院联合发文，明确了六类民事案件必须先进行调解。这类案件包括离婚、继承、相邻纠纷等等。无论是在立案前、庭审前还是审理中，只要有这类纠纷，都可以委派调解机构来处理。霍邱县城关镇的王女士借了钱却收不回来，她把官司打到了法院。法官没有直接审理案子，而是先把她引进了诉调对接工作室。仅仅过了两天，她就拿到了司法确认书，借款也全部到了账。 此外，“对症下药”的做法不仅适用于医患纠纷，还在其他领域发挥着作用。滁新高速阜阳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薛女士为了躲避路面上的障碍物撞在了护栏上，她的母亲因此不幸身亡。交警部门判定薛某和路产部门各负一半责任，但赔偿金额一直谈不拢。阜阳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介入后进行了三次座谈会，最终双方握手言和。 制度落地让这一切成为现实。2014年8月出台的文件规定全省所有的公安派出所都要设立警民联调室，司法所也要派驻专职调解员驻点办公。到了2015年底统计显示，这个省已经设立了1566个联调室以及8751名专兼职调解员。 这些机构遍布城乡各地已经累计调解纠纷超过了10.6万件。“小案”调解成功后可以免予治安处罚。“一举三得”的效果赢得了百姓的广泛称赞。在怀远县荆芡乡尤村，邵宝书和邵宝全因为赡养父母和宅基地建房的问题多次大打出手。 这种行为背后反映的是亲情上的裂痕。直到去年春节两家人破天荒地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才算是真正的破冰。破冰者正是当地司法所与派出所联合组成的“警民联调室”。调解员既算清了“经济账”，也补上了“亲情账”，把矛盾消灭在了未讼之前。 安徽省把“三调联动”写入了基层治理的大纲中：人民调解打底、行政调解兜底、司法调解托底。警民联调是他们探索出的重要方式之一。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保障和机构设置，尤村的邵宝书和邵宝全这两兄弟恐怕很难端上团圆饭。 近年来，“金贵银贵平安最贵”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千好万好和谐最好”也成为了民间的共识。“三调联动”的模式让矛盾在还没打官司之前就得到了解决；让警民联调室覆盖到了每个角落；让行业矛盾不再野蛮生长；让调解书变成了护身符；还让亳州的公证力量进入到了诉前调解当中。 当平安成为了最大公约数的时候，“和谐”就不再只是一句口号了。 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种裂变效应：1+1+1大于3。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安徽不断完善这套机制：从单打独斗变成了三箭齐发。 他们把纠纷变成了对症下药的机会：交通事故赔偿不再是拉锯战；医患纠纷也不再是硬着头皮面对；诉讼和公证实现了优势互补。 霍邱县城关镇的王女士就是这套机制的受益者之一：她没想到去打官司反而更快拿到了钱。 八七千五百一十名调解员在全省范围内活跃着；103个诉调对接工作室解决了很多难题；一百零六个县级医调委覆盖了全省；二零一六年的文件规定了六类案件必须先调。 两千零一四年的八月出台了意见；两千零一五年底统计显示共有一千五百六十六个联调室；两千零一六年建立了制度升级版；两千零一一年蚌埠模式开始试点运行。 从警民联调到行业调解再到诉调对接：五年时间里安徽用这三种方式织成了一张保护网。 这场“三调联动”的运动让社会治理成本大幅下降：让司法资源得以聚焦大要案。 这种方式让群众有了第一选择：遇到事情先找调解员而不是直接去打官司。 社会治理成本降低了：让矛盾止于未讼变成了现实。 当和谐成为了群众的第一选择时：江淮大地上的民生温度也就触手可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