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产业壮大带来纠纷增量，基层治理面临“细碎而关键”的考验 永顺猕猴桃产业经过多年培育，已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重要支柱。随着种植规模扩大、土地流转增多、合作社和经销渠道拓展，围绕种植管护责任、收购标准、合同履约、价格结算等引发的涉农纠纷时有发生。这类矛盾往往金额不大、情绪却易激化——一旦处置不当——不仅伤及邻里关系，还可能打乱生产节奏，影响收购信誉与产业稳定预期。 原因：交易链条延伸与规则供给不足叠加，易形成“摩擦点” 一方面，农产品从田间到市场的环节增多，外地客商、合作社、种植户之间信息不对称，采摘时点、等级标准、损耗分担等细节若缺少明确约定，容易出现争议。另一方面，部分乡村地区合同意识仍待加强，口头约定、熟人交易较多，遇到市场波动或产品质量争议时，缺少可操作的证据链与处置规则，导致矛盾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此外，基层司法资源相对有限，群众一旦走诉讼程序，时间成本与交通成本较高，也容易加重对立情绪。 影响：纠纷若“拖成结”，将损害产业信用与乡村和谐 涉农纠纷的影响具有外溢性：对内，影响村庄和气，削弱合作社组织力和群众对规则的信任；对外，损害当地农产品的市场口碑与履约形象，增加客商交易顾虑，进而影响订单稳定性与产业议价能力。特别是在农产品销售窗口期，纠纷若久拖不决，可能错过最佳销售周期，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对乡村治理而言，若矛盾长期积累，还可能诱发信访增量，增加基层治理负担。 对策：把调解前移、把服务下沉、把司法力量嵌入基层 在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第二场“代表通道”上，省人大代表、永顺县松柏镇心印村村民刘万云介绍，2023年在永顺县人民法院芙蓉法庭指导下，他牵头成立“人大代表调解室”，并形成“预防在前、调解居中、护航在后”的工作思路： 一是强化前端预防。调解室成员平时更多走到田间地头、合作社和收购点，及时发现纠纷苗头；农闲时结合典型案例开展普法宣传，推动群众从“讲情面”向“讲规则”转变。 二是推动就地调解。对事实清楚、争议较小的矛盾，坚持现场协调、当场释法，让群众少跑腿、快解忧；对较复杂问题，邀请法官远程指导，必要时将调解点设在村头集市等群众聚集处，提高可及性。 三是注重司法护航。通过法院专业指导，调解更注重程序规范与证据意识，既讲情理，更讲法理，力求让当事人对结果“心服口服”，将纠纷化解在诉前、把对立化解在源头。 实践中，这套机制在关键时点发挥了作用。去年9月，一名外地客商与种植户因提前采摘导致果品不达标产生争议，双方僵持不下。刘万云赶到现场后，先稳定情绪、厘清争议焦点，再组织调解室成员共同提出可执行的解决方案：协助种植户剔除问题果品，并协调其他种植户补足收购数量，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握手言和。刘万云表示，调解室成立以来已化解涉农纠纷230余件，成功率超过90%，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成为基层矛盾化解的“稳定器”。 此外，永顺县依托23个人大代表联络站，推动四级人大代表更深嵌入基层治理体系，代表在依法履职的同时，兼顾矛盾纠纷调解、社情民意收集、政策宣传解释等多重职责，促进“问题发现—协商化解—跟踪问效”闭环运行。有关人士认为，这种“代表履职+司法指导+群众参与”的组合方式，有利于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也为优化县域营商环境、稳定农业产业链提供支撑。 前景：以机制化、标准化提升可复制性，让产业发展更稳、乡村治理更实 面向下一步，业内人士指出，涉农纠纷调解既要靠情理，更要靠规则。随着订单农业、冷链物流、品牌化营销加快推进，基层治理需要同步补齐合同文本、质量标准、采摘分级、结算流程等“制度零件”，并通过联络站、调解室等载体持续开展法治宣传与风险提示。若能更推动标准合同范本推广、合作社章程完善、交易记录留痕以及多元解纷机制常态化，将更有助于把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为特色产业扩面提质、农民持续增收提供稳定预期。
刘万云代表"法治定分止争、情理弥合裂痕"的调解实践启示我们,新时代乡村振兴既需要健全的法治框架,也离不开充满乡土智慧的柔性治理。当每一位人大代表都成为法治建设的"播种机"、党群关系的"连心桥",必将汇聚起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合力,让广袤乡村既充满发展活力又保持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