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围绕拆迁安置房、内部指标等话题的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近日披露的一起案件显示，犯罪嫌疑人周某利用租赁关系建立信任，长期冒充“拆迁办工作人员”，以帮助房东老夫妻购买安置房为由实施诈骗，涉案金额达300余万元，时间跨度长、隐蔽性强，社会危害性突出。
问题：以“政策房”“内部渠道”为幌子的长期欺骗。
检察机关介绍，2006年周某经中介租住老高夫妇房屋后，察觉两位老人有购房意愿，随即抛出“认识拆迁户、可低价买安置房”的说法，并强调“手续复杂、不要告诉子女”，将交易置于封闭信息环境。
此后，周某以定金、关系疏通、人情往来等为由多次收取现金。
为增强可信度，其在2008年前后安排所谓单位领导“毛科长”与所谓拆迁户家属出面“见证”，营造项目推进的假象。
2015年一度失联后，又以“妹妹解释”“培训在外”等方式稳住受害人情绪，并抛出“可退钱”的承诺延缓报案。
直至2024年仍持续以补差费、择房费、各类押金和维修基金等名目收款，受害人多年未见房屋、未签合同，最终在向相关部门核实后发现所谓人员、关系均系虚构，遂要求退款并报警。
2025年7月周某被抓获，后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原因：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受骗链条长期延续。
一是“政策房焦虑”被精准利用。
安置房关系切身利益，社会上对“内部名额”“熟人操作”的想象空间客观存在，给不法分子制造话术提供土壤。
二是信任关系被“熟人化”包装。
租客与房东日常接触频繁，容易形成朴素信任，周某以“帮忙”姿态切入，使受害人降低警惕。
三是信息不对称与家庭沟通缺位。
周某反复要求“不要告诉子女”，让受害人失去外部监督与风险提醒；同时，受害人长期未通过正规渠道核验拆迁项目、房源来源、交易流程。
四是现金交易与“名目费用”掩护资金流。
多次现金交付降低了留痕度，不法分子又以押金、补差费等似是而非的专业名词分散受害人注意，造成“看似在办事”的错觉。
五是“延宕战术”拖累止损时点。
阶段性失联、找人圆场、承诺退款等套路，往往使受害人陷入“沉没成本”心理，越投越深。
影响：不仅造成重大财产损失，也侵蚀公共信任。
对个体而言，老年人多年积蓄被侵吞，可能直接影响晚年生活保障，甚至引发家庭矛盾与心理创伤。
对社会而言，此类案件借政策性住房话题生事，容易引发对拆迁安置、公权力部门形象的误解，扰乱正常住房交易秩序。
同时，犯罪长期持续且金额巨大，说明诈骗链条具备较强隐蔽性与反侦查意识，治理成本较高。
对策：以法治震慑与源头治理并重，推动“可核验、可追溯、可预警”。
司法层面，应依法从严惩处针对老年人、长期持续实施的诈骗行为，对组织他人冒充公职人员、虚构事实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并通过典型案例释法说理，形成震慑。
行政与社区层面，可进一步加强拆迁安置政策信息公开与查询便利度，推动“拆迁项目、安置房源、办理流程、收费项目”清单化、可查验，减少“灰色解释空间”。
金融与反诈协同方面，应强化对异常频繁大额取现、长期向同一对象现金交付等风险提示，结合社区网格、居委会、老年协会开展针对性宣讲，提升识别“内部名额”“先交费后办事”等高风险话术的能力。
家庭层面，建议建立老年人重大资金支出告知机制，鼓励子女参与核验合同、审核付款路径，避免在“保密”压力下单独决策。
交易层面，凡涉及房屋买卖应坚持“三个必须”：必须签署规范合同、必须通过正规渠道核验权属与政策资格、必须采用可追溯支付方式并保留凭证。
前景：随着反诈宣传与信息化治理深入推进，此类案件有望得到更有效遏制，但“政策房”“熟人渠道”仍可能被不法分子反复包装。
下一步，关键在于把“能不能查、去哪查、谁来查”做成可操作的社会常识，让公众形成稳定预期：凡是要求长期保密、反复现金交付、以各种“名目费用”拖延签约和看房的，都应当被视为高危信号。
司法机关持续公布典型案例、完善证据指引与追赃挽损机制，也将进一步提升打击效率与公众信心。
这起案件的查处充分说明，任何形式的诈骗犯罪都终将被法律制裁。
同时，案件也向全社会敲响了警钟：老年人群体需要更多的关注和保护，家庭成员应当加强沟通，社会各界应当形成合力，共同构建防范诈骗的防线。
检察机关将继续依法履职，坚决打击侵害老年人权益的犯罪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